内容提要：自“新政”以来，民主党始终尝试通过在蓝领中下层与非洲裔等不同群体利益之间谋取平衡与聚合来构建多数选民联盟，从而实现选举胜利，但其联盟的稳固性却持续遭遇挑战。在2020年大选中，民主党正副总统候选人乔·拜登与卡马拉·哈里斯的组合旨在分别回应相应群体，从而延续了民主党的传统逻辑。必须看到，在经济全球化等因素的驱动下，人口结构在族裔和阶层意义上的迅速变化增加了民主党平衡各群体利益的难度，民主党选民群体自身在族裔、受教育程度以及阶层意义上的内在变动也加深了其内部不同派别在政治立场与政策议程上的分歧，而奥巴马政府以来民主党呈现出的代际更新的相对停滞也不容小觑，这些都构成了当前民主党转型中所要面对的挑战与困境。面对问题，特别是面对着共和党在“身份政治”维度上标榜“白人至上”的所谓“特朗普化”转向，民主党很难推进完全以阶层与经济平权政策为主导的所谓“桑德斯化”，而是极可能相应地转向代表少数族裔群体利益的“身份政治”议程，加剧政党极化政治的“部落化”甚至是民主党政治精英自身的“非白人化”，进而深刻改变着美国政治的面貌与前景。

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是共和党在任者唐纳德·特朗普和民主党候选人乔·拜登（Joe Biden）之间的竞争。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及其对经济影响等因素，拜登在全美和多个关键州选前民调中显现出一定优势，但美国舆论乃至民主党内部仍存在一些杂音与忧虑。一方面，2020年民主党总统初选吸引了史上数量最多且极具多样性的参选人，拜登原本表现不佳，只是在2月29日南卡罗来纳州初选得到非洲裔选民支持并胜出后才快速锁定提名。有观点认为，从拜登身上很难读到民主党的未来，其高龄且因长期从政而固化的建制派精英形象极可能无法对年轻选民构成足够吸引力。事实上，高龄、建制派、白人、传统温和派立场等拜登所具有的一系列特征的确难以代表近年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民主党的发展方向。有民调显示，表示将投票拜登的群体中有67%给出的理由为反对特朗普。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其高龄等原因，外界普遍对拜登若当选后能否完整履职、会否在2024年连任等前景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疑虑，其副手人选因而才得到了格外关注。这些在美国总统政治上并不寻常的情况都意味着，即便拜登当选，其胜利也难以被解释为是拜登及其民主党本身获得了足够支持，甚至其上台之后也必然在党内整合与政策平衡上面对不小压力。

竞争激烈与提名人毫无悬念之间的反差，拜登作为总统候选人的比较优势与固化劣势之间的张力，以及拜登可能当选后所面对的执政难题，这些矛盾所揭示出的是当前民主党自身在转型中的挑战与困境。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挑战与困境不但不会因为总统选举的胜负而彻底解决，反而会持续塑造未来民主党乃至两党政治前景，且在拜登当选的可能性下更会直接牵动美国内外事务上的某些重大选择。那么，美国民主党经历过并正在处于怎样的发展逻辑？在现实中面临着哪些挑战与困境？这些态势对民主党政治前景以及两党政治走向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在过去一段时间中，从“茶党”到“特朗普化”即共和党政治发展已成为观察美国政治的重点切入点，关于民主党政治发展的讨论却颇为有限，本文希望通过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尝试做一些补充。

平衡群体利益的民主党政治

自1856年共和党参与总统竞选以来，民主、共和两党长期主导美国政治，逐渐形成了如今的党争极化态势。虽然共同构成两党体制，但就各自内部政党生态而言，两党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历史演变与现实格局。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美国两党显现出一种“非对称政治”（asymmetric politics），即共和党倾向于以理念为中心，而民主党更为强调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聚合与平衡。当然，理念与利益是相对的，很难彻底割裂开来，只能反映出某一党在主要政治逻辑或关键聚合力上的侧重。

民主党平衡利益的特性至少可追溯到所谓“第五政党体系”和“第六政党体系”。“第五政党体系”也被称为是“新政体系”，即由于1930年代小罗斯福政府期间推进的“新政”而为民主党构筑起来的较长时间主导华盛顿政治的“新政联盟”（New Deal Coalition）时期。在可以容纳支持政府对经济干预、实现救济、复兴与改革等理念的广泛选民群体的联盟框架下，民主党逐渐演变为一个具有改良主义色彩的政党，蓝领中下层群体、工会组织开启了投票给民主党的长期偏好，非洲裔群体从历史中走来的共和党传统也开始加速松动。随后的1950年代，“中间道路”共和党人艾森豪威尔的上台预示着“新政联盟”的瓦解，受到通货膨胀等因素影响的蓝领群体也转而放弃了民主党。然而，共和党并未彻底建立起新的稳定的选民联盟，从而为后续民主党的回潮留下了空间1960年代的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期间，民主党以“新边疆”、“伟大社会”等计划延续“新政”以及“公平施政”等改革，并推动了《民权法案》等族裔平权的重大进展。在一系列举措的驱动下，民主党重获蓝领的支持，进一步强化了非洲裔的坚定选票，但同步地将南方各州的政治舞台逐渐拱手让给共和党，进而形成了所谓“第六政党体系”。有数据显示，2000年到2008年期间民主党选民中的22%是非洲裔，这个数字在1952年到1960年期间仅为6%；而南方白人在共和党选民中的比例在同期却从8%成长为32%。

由此可见，民主党在两大政党体系中的政策调整基本构成了需要平衡利益的基本格局，即在持有自由派立场的白人支持者之外扩展出的蓝领中下层群体和非洲裔群体。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群体虽然存在一定重叠，但在利益诉求与行为选择上却分属阶层与族裔这两个不同逻辑，而且两个群体之间还夹带着种族矛盾这一嵌入美国国家历史中的深层次困点。很显然，经济与社会政策调整所带来的实际利益对蓝领而言最为关键，对更多处于中下层的非洲裔也会具有一定效果；但相比之下，非洲裔政党归属的最大驱动力还是具有价值观倾向的平权诉求，而平权本身却又存在引发蓝领白人不安甚至不满的可能性。在这种微妙互动的约束之下，由于不同的经济状况与两党政策选择，蓝领中下层群体在两党之间呈现出一定的摇摆态势，进而也导致了中西部“铁锈带”各州的政党倾向在区域主义意义上的历史性摆动。与此同时，非洲裔群体在民权运动之后基本上固化为民主党基本盘。其解释可能是：这种固化支持来自一种所谓的“族裔化社会限制”（racialized social constraint），即支持民主党已成为作为非洲裔群体普通一份子的身份归属标志。在归属压力的限制下，即便非洲裔选民在经济利益等维度上没有得到满意回应或者对民主党候选人有所不满，他们也只会更少参与投票，但这也足以对民主党造成不可低估的压力。

于是，面对两个不同逻辑的选民群体，如何平衡并实现聚合、形成全国性选民联盟，逐渐成为民主党能否获得更多政治力量乃至能否执政的关键所在。自“第六政党体系”以来，民主党的两次稳定执政即克林顿政府与奥巴马政府都得益于殊途同归地在这两个关键选民群体之间成功实现了某种平衡与聚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