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疫情的发生进一步促动美国对华实施以"体制之争"为核心的"叙事之战"。疫情对各国的政治体制、资源调配能力、危机时刻的社会动员能力、运用新技术的能力等提出一系列严峻考验。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疫情应对表现给予肯定，但这让美国方面感到不满。一些美国政策界人士断言，中国试图利用这场疫情展开"不实信息行动"（disinformation campaign），宣扬自身的体制优势，合世界相信其成功控制疫情、实现经济复苏，并借此塑造"后疫情世界"。与此同时，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府在疫情中的表现遭到质疑和批评，决策和治理的专业性弱化、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协调不力、社会保障网不完善等问题引发反思。诚如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格利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言，这场疫情是一次"全球政治压力测试"，"当危机袭来时，美国由其现代史上最不称职、最能割裂社会的领导人掌舵……他认为，对他的政治命运而言，最有利的是对抗和仇恨，而不是民族团结。他利用这场危机挑起争斗，加剧社会分裂。美国在这场新冠肺炎病毒大流行期间表现不佳，最重要的原因是国家领导人未能发挥领导作用"。《大西洋月刊》刊文称，此次疫情是21世纪短短20多年来美国的第三次重大危机"新冠病毒并未让美国解体，而只是揭露了已经解体的美国"，疫情下的美国沦为"失败国家"。此外，疫情或将带来政府权力的进一步扩张以及社会监控手段的更大范围应用等后果，这种政治影响已经使一些美欧精英人士感到担忧，矛盾心态日趋突出。
由此，在新冠肺炎疫情对各国政治和治理体制提出严峻考验之际，美国战略界对意识形态问题尤其是美中之间的"体制之争"的敏感性更趋增强。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约翰·李（John Lee）称，中国在疫情发生后引导舆论对特朗普政府在疫情中反应迟缓等进行批评，从而展现美国体制的脆弱性、暗示美国失去领导全球的能力;美国需要认识到与中国进行话语较量的重要性，否则将会输掉与中国的竞争，美国需要加大对中国的"叙事之战"，让美国国民和盟友保持信心。疫情发生以来，纳瓦罗、蓬佩奥等特朗普政府高官持续针对中国进行舆论抨击。纳瓦罗多次在福克斯新闻台等媒体发表涉华负面言论，甚至抛出所谓中国采取"四杀"（four kills）策略应对疫情的"叙事"。纳诬称，中国制造病毒，并以世界卫生组织作掩护;中国让国内病毒携带者出境以传播病毒;中国在全球范围抢购医疗物资;中国利用囤积的医疗物资牟取暴利。蓬佩奥则在多个场合攻击中国的政治体制和中国共产党，称中国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未及时公布相关信息，导致疫情全球大流行;确保中国对疫情扩散负责，是美国外交的重要任务。在蓬佩奥直接推动之下，美国国务院在全球范围内展开针对中国的"叙事之战"，美国外交官在波兰、英国等驻在国炒作中国隐瞒疫情、中国不可信任等论调，并对所谓中国通过疫情援助实施"不实信息运动"进行指责，利用欧洲方面对中国"口罩外交""慷慨政治"（politics of generosity）问题的不满，加剧相关方对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负面认知。此外，美国国务院"全球接触中心"主任莱亚·加布里埃尔（Lea Cabrille）公开称，中国在实施"不实信息运动"方面采取了"俄罗斯式的手段"且中俄之间在这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协调"，但她的依据仅是中俄媒体签署合作协议并进行机制性交流。
新冠肺炎疫情下美国对华深化"叙事之战"还与其国内大选和党派政治高度相关。2020年11月美国将举行第 59届总统大选，同时国会议席也会进行相应改选。在疫情导致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的背景之下，为应对选情不利态势，特朗普团队和共和党将"谴责中国"作为其主要竞选策略。2020年4月，共和党参议院全国委员会（National Republican Senatorial Committee）向各地党内竞选机构下发备忘录，公然鼓动在疫情问题上攻击中国，并提出三项核心说辞∶一是中国通过掩盖事实造成全球疫情大流行及美国就业岗位流失;二是民主党人对华态度软弱;三是共和党将因中国应对疫情不力而推动对华制裁。这份备忘录称，如被选民问及疫情蔓延是否是特朗普过错时，不要为特朗普辩护，而要将矛头转向中国'不要为特朗普进行辩护，除了其发布的涉中国旅行禁合，要去攻击中国"。与此同时，美国国会也出现新一轮"反华"声浪，部分议员利用疫情因素大肆攻击中国，试图借此进一步谋取政治资本。汤姆·科顿（Tom Cotton）、马克·卢比奥（Marc Rubio）、约什·霍利（（Josh Hawley）、迈克·加拉格、里克·斯科特（Rick Scot）等共和党议员成为急先锋，他们公开叫嚣"共产党中国"已成为美国"敌人"、中国对美构成"关乎生存的威胁"、美中之间的"新冷战"已爆发等。吉姆·班克斯（Jim Banks）等众议员联署文件，指责中国隐瞒早期疫情信息、瞒报感染和死亡病例，违反《国际卫生条例》，要求国务卿蓬佩奥和司法部部长威廉·巴尔（William Bar）就此向国际法院起诉中国。共和党参议员玛莎·布莱克伯恩（Marsha Blackburn）和玛莎·麦克萨利（Martha McSally）提交法案，要求剥夺中国的外国主权豁免，允许美国公民在美国法院起诉中国，就疫情造成的损失索赔。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林塞·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等议员主张采取措施惩罚中国，包括减记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大幅提高中国输美商品关税、制裁中国官员等。值得警惕的是，部分民主党议员也在向反华鹰派靠拢，如中间派民主党议员组成的"蓝狗联盟"（Blue Dog Coalition）提出要与共和党合作，推动就疫情追责、中国对美威胁等问题进行跨党派调查。此外，卢比奥等人还纠集英国、日本等国政客组建"跨国议会对华政策联盟"，力图以议会和政党为渠道在国际上对华加大施压。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政府高官和美国对华鹰派人士利用疫情对华展开的"叙事之战"和意识形态攻击，实际上是着眼于深化对华战略竞争而进行的"社会动员"和"国际动员"，尤其是进一步加剧美国民众对华警惕性和厌恶感，毒化美国涉华舆论，弱化中美关系发展的民意基础。应看到，受疫情因素以及美国政客反华言论的影响，美国民众的对华好感度有所下降。2020年4月，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约三分之二（66%）的美国受访者对中国持负面态度，达到2005年该机构进行这项调查以来的最低点，2017年这一比例为47%;62%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的力量和影响力是美国面临的一个主要威胁;在受访者中，共和党人整体上比民主党人对中国的担心更为强烈，分别有72%的共和党人和62%的民主党人对华持负面态度。此外，哈里斯民意调查机构（Haris Poll在2020年4月3日至4月5日对美国1993名成年人进行了调查。该调查结果显示，77%的美国受访者因疫情扩散而指责中国政府;67%的民主党人、75%的独立人士和90%的共和党人将疫情大流行归因于中国;72%的受访者认为中国"不准确地"报告了疫情的影响;69%的人赞成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国制定更严格的贸易政策，71%的人认为美国公司应缩减在中国的制造业布局;54%的人认为中国政府应为疫情支付赔款。此外，疫情还导致美国民众对中国生产的商品产生反感情绪。德意志银行分析师艾普吉·瓦利亚（Apjit Walia）在讨论疫情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时称，该行旗下大数据平台d山Dig 调查发现，约41%的美国人表示，他们不会再购买"中国制造"的产品。
结语
至今仍在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中美关系带来深刻影响，在经济、技术、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层面推动了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深化。特朗普政府借助疫情加大对中国的压制，既有诿过卸责的政治需要，也有抓住时机完善"全政府"对华政策机制、构筑反华遏华国际联合阵线等方面的战略考量。此外，从美国政策界围绕疫情与中美关系的辩论中也可以看出，不同党派背景的专家谋士在对华政策方面的趋同态势较为明显，美国国内涉华民意和社会舆论的负面变化使得对华政策的讨论空间进一步收窄，针对中国的"新麦卡锡主义"或会愈演愈烈。面对当前和下阶段美国对华加大施压的动向、两党对华政策"合流"的趋势以及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更具极端性、冒险性的挑战，中国需要着眼国家发展全局和长远利益，保持战略定力、讲究斗争策略，尽最大努力维护中美关系的基本稳定，寻求两国实现"竞争性共存"的新模式。
第一，需对下阶段特朗普和拜登操弄"中国议题"进行党争、选战有充分的心理准备。疫情背景之下，'中国议题"成为2020年美国大选选情的焦点，特朗普和拜登已经围绕"谴责中国"展开竞争。大选前美国国内政党缠斗势必加强，需要冷静看待美方人士情绪化、非理性的涉华言论，不陷人美方制造的"叙事之战"和"对抗陷阱"之中。要注重维护中美高层关系的稳定性，继续让特朗普针对美国国内的反华鹰派势力发挥"刹车闸"作用。
第二，坚定按照既定部署深化中国的改革开放，充分释放中国在巿场、技术、劳动力等方面的综合优势，充分利用中国在疫情下率先复工复产的先发优势，做好稳外资、稳外贸等工作。要将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作为重中之重，切实增强中国经贸、外交、金融等各领域工作的统筹协调，继续加大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商业界、金融界的利益捆绑，尤其是欧洲和日本。需要通过有力的"护链外交"对冲美方推动发达国家与中国"脱钩"的图谋，使特朗普政府难以达成通过"经济繁荣网络"等孤立中国、排斥中国的目标。
第三，妥善处理敏感问题，力避中美关系多领域危机同时爆发的最坏情况，抑制美方在中国台湾地区等问题上跨越红线甚至是"摊牌"的冲动。应看到，疫情下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一举一动甚为紧张，并展现一种不惧与中方发生激烈摩擦和冲突的心态。如未来数月内中美在台湾地区、南海等问题上发生正面冲撞，将有助于拉升特朗普的选情，也会使反华鹰派势力将美国对华政策进一步固化在"对抗"轨道之上。因此，中方需要稳慎推进相关举措，并与美方共同强化危机管理机制。同时，也要坚持底线思维，对美国可能采取的极端性、冒险性举措给予充分估计。
第四，全力阻遏美国拼凑"反华"国际阵营，尽可能减少美国破坏、离间中国与他国关系的空间。应看到，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并不愿被美国绑上遏华对抗的战车，疫情也加大了西方国家内部的嫌隙与裂痕。可利用美欧日三方在数字税、农业开放、气候变化等问题上的分歧矛盾，进一步调动欧洲和日本与中国加大协调合作的积极性。此外，中国需顺应全球化进程更具区域性、地方性的态势，大力推进东亚区域合作。要高度警惕下阶段发展中国家债务风险等问题恶化，要提前化解风险、制定预案。
当然，也不应忽视新冠肺炎疫情给中美关系发展带来的机遇，中国在积极引导和塑造两国关系方面应更加积极有为。此次疫情再次体现了各国相互依存、人类命运与共的现实。前助理国防部部长、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认为，美中关系面临的突出挑战在于，两国如何在相互竞争的同时又能够在共同利益方面进行合作，建立一种"合作性竞争"（cooperative rivalry）关系。美方人士的这类观点值得引起重视，而新形势下中国对美国应采取何种战略也亟待展开广泛、深刻、建设性的辩论。
（赵明昊，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青年研究员。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美国因素及其应对策略研究》(项目批准号:17CGJ027)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