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力图在产业和投资等方面进一步推动对华"脱钩"，加大对中国的经济施压。第一，特朗普政府在制药等领域推动降低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程度，促进产业回流。在白宫内部，劳伦斯·库德洛（Lawrence Kudlow）主张以税收优惠吸引相关企业回到美国，纳瓦罗提出可对本土药品等物资加大政府采购力度，财政部部长史蒂文·姆努钦（Steven Mnuchin）也支持建立可信赖的医药供应链。与此同时，美国国会两党议员酝酿就制造业回流问题提出法案，计划以投资补贴、税收优惠和提高在华企业课税等手段，促进国防、医药等关键供应链回迁美国。相关具体举措包括成立初始规模为250亿美元的"回流基金"（reshoring fund），为将制造业产能迁回国内的美国企业提供直接补贴，即便直接补贴形式的产业政策仍存在较大争议，反对者担忧其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相关规则。4月，以制定"回流指数"著称的科尼尔咨询公司发布报告称，疫情推动美国企业重新思考其投资布局，未来美国企业回流的趋势将会进一步增强。

第二，在库德洛、奥布莱恩等人共同建议下，特朗普决定采取措施限制美国资本对中国的投资。特朗普政府成立"总统金融市场工作组"，决定禁止美国联邦退休基金投资中国企业，未来还将要求美国公司和金融机构停止投资中国股巿和不利于美国国家利益的中国企业。白宫将这一做法冠以保护美国投资者的理由，其称，由于中国政府禁止企业公开信息，中国企业不够透明，不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存在大量财务丑闻，将给投资者造成巨大损失，其中一些企业还涉及军事，会损害美国国家安全。此外，库德洛还诬蔑称，中国和世界卫生组织试图勾结以掩盖疫情信息，因此中国政府和企业或面临大量诉讼和罚款，他叫嚣"没有人可以对投资中国（企业）保持信心"。2020年5月20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中国公司监督法案》（Chinese Company Oversight Bill），禁止中国公司在不遵守美国监管和审计规则的情况下在美上市或从美国获得融资。特朗普政府近年在金融领域推动的对华限制举措已经造成显著影响。美国调查公司迪罗基（Dealogic）的统计显示，中国2019年在美国"首次公开募股"（IPO）筹集的资金为35亿美元，同比减少61%。美国咨询公司荣鼎集团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联合发布报告称，2020年一季度中国对美投资额仅为两亿美元，同比大幅下降90%。此次疫情将进一步加剧中美金融和投资关系的萎缩，两国之间的"脱钩"在资本市场日趋明显。

第三，特朗普政府借助疫情因素推动构建"经济繁荣网络"，打造排斥中国的国际经贸阵营。疫情发生后，欧洲、日本等提出要减少对华经济依赖，特朗普政府欲对此加以利用，推动各方协同对华"脱钩"。美国力图以构建"经济繁荣网络"为抓手，以"自由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为旗号，以实现全球经贸体系与中国的深度剥离为目标，建立排斥中国的国际经贸阵营。美国推动英国、澳大利亚、印度、韩国、以色列等加人"经济繁荣网络"，该机制涵盖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其欲在数字经济、能源、基础设施、贸易、金融、教育等领域推动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标准，奉行透明度、问责、法治和互惠性等西方价值观。美国国务院、商务部、财政部、贸易代表办公室等联邦机构代表组成的跨部内协调委员会负责推动"经济繁荣网络"的构建，其重点任务包括∶确定哪些产业属于"关键领域"，研究如何确保相关产品能够在中国以外生产，解决协调伙伴国家对华"脱钩"的瓶颈问题。特朗普政府希望借助"经济繁荣网络"加快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构，减少相关国家对中国的依赖，推动无法回流美国的企业向该网络成员转移。

二、强化针对中国的"技术冷战"

限制中国对美国和西方国家先进技术的获取，维护后者的"技术领导地位"，是特朗普政府推动对华战略竞争的重中之重。此次疫情再次彰显了高科技对于各国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作用，后疫情时期各国经济发展也会在数字化转型等方面给予更大投人，国家间竞争将更加依赖先进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新兴技术。在此背景之下，美国更加重视技术领域的大国较量，加大对技术研发的投人，同时进一步完善"敏感技术多边行动"等限制中国获取先进技术的机制性安排，进一步深化对华"技术冷战"。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乔治城大学学者尼古拉斯·怀特（Nicholas Wright）等美方人士称，中国在防控疫情过程中大量使用高科技手段，大规模采集和分析私人数据，对特定人群进行定位跟踪，利用5G网络、人工智能、北斗系统等先进技术加大对社会的监控力度。他们试图将人权、意识形态问题与技术问题混为一谈，给中国贴上"高科技威权主义"标签，用"制度之争"推动"技术之争"。此外，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戴维·布雷（David Bray）等认为，疫情将改变互联网和跨国数字化等发展趋势，技术赋能的大城市将成为更加重要的行为体，意识形态因素对技术发展和运用的影响将会更加突出。他们认为，疫情不会缓解美中技术竞争，疫情凸显了5G、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重要作用，当前在人工智能领域美中旗鼓相当，在5G、量子通信领域中国占优势，半导体、自动驾驶等领域则是美国领先;随着后疫情时期更多国家将加快经济的数字化转型和生产自动化等，美国将进一步强化对中国的"技术战"。

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冲击，中国政府推出以大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为主要内容的"新基建"计划。然而，这让美国一些人感到，在与产业发展紧密结合的有利条件下，中国的科技实力将进一步上升，中国在全球科技标准和规则领域的影响力也会更趋增强。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托马斯·杜斯托伯格（Thomas J. Duesterberg）称，疫情促使中国在主导国际技术标准和规则方面加大努力，未来数年，中国将会利用美欧企业在疫情中陷人的困境，借助"一带一路"等平台，推广华为公司等中国企业大量掌握的"标准必要专利"（Standards-Essential Patents），进而扩大中国对于国际技术标准和规则的主导力。此外，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费和中国研究部讲座主任白明（Jude Blanchet）、高级研究员乔纳森·希尔曼（Jonathan Hillman）认为，疫情使很多国家尤其是"一带一路"治线国家陷人经济困境，它们在发展数字基础设施等方面将进一步寻求中国的支持，中国也会通过扩展5C建设等方式与美国争夺对"全球技术制高点的控制"。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特朗普政府在技术方面的对华施压不仅没有放松，反而不断加码。美国出台更加严格的出口管制规定，加大对中国"军民融合"战略的反制。2020年4月28日，美国商务部发布新规，取消民用终端用户（CIV）许可证，要求美国公司向中国、俄罗斯等国出售集成电路、电信设备、雷达和高端电脑等民用产品时必须获得美国政府许可;将"军事终端使用/用户"（MEU）的限制范围进一步扩大，涉及半导体制造设备、传感器等技术;取消针对合作伙伴国的许可证豁免规定，要求他国企业在向中俄等国出口相关美国产品时必须得到美国政府的许可。2020年5 月22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将北京计算机科学研究中心、哈尔滨工业大学、奇虎360、网易考拉、云从科技等共计33家中国公司及机构列入"实体清单"，称其所使用的美国商品和技术存在被用于军事项目的重大风险。这些做法表明，特朗普政府在推进对华技术"脱钩"方面滥用"国家安全"理由，并日益将矛头对准研发先进商业技术、参与"军民融合"战略的中国私营企业。

此外，特朗普政府进一步加大了对华为公司的定点打压，并试图通过打击华为损害中国信息通信技术（ICT）产业链和研发实力，在5G等被美国视为"必争必赢"的技术领域确保绝对优势。 2020年5月15日，美国商务部产业与安全局（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 BIS）宣布修改《外国直接产品规则》（Foreign-Produced Direct Product Rule），将华为利用美国技术和软件而设计生产的芯片人美国《出口管理条例》（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s）的限制范围内，要求使用美国设备制造芯片等产品的外国企业在向华为出口前，必须获得美国政府的许可。有中国法律专业人士认为，与之前的外国直接产品规则相比，美方修改后的规则扩大了受控产品范围，而且针对华为公司这一特定实体实施，许可证要求覆盖全球，包含出口、再出口和境内转移等多种商业行为。考虑到中国企业生产的芯片产品目前在技术上仍较为落后，且美国不断加大对半导体制造设备对华出口的限制，特朗普政府的持续施压给华为公司带来"毁灭性威胁"。

除上述由政府部内采取的举措之外，美国在对华技术"脱钩"方面还在加快构建"新型公私伙伴关系"，更加注重推动企业和研究机构等参与这一进程，推动对华施压的"全政府"和"全社会"模式的相互对接。2020年1月，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来自赴硅谷发表演讲，要求美国企业尤其是科技类企业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将"国家安全"作为重要考虑因素。硅谷的部分企业已经在采取相关措施落实美国政府的要求，如限制华裔技术人员参与敏感项目。美国战略界人士认为，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是目前美国对华进行技术封堵的薄弱环节，需要加大政府部门和这些机构之间的沟通与配合。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萨缪尔·布莱南（Samuel J. Brannen）等人提出，美国政府可借鉴"金融服务信息共享和分析中心"（Financial Services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Analysis Center）、全球反恐互联网论坛（Global Internet Forum to Counter Terrorism）等机制的做法和经验，构建美国政府和企业应对美中技术竞争的协调机制，主要是解决两者之间的信息沟通、不信任等问题;此外，美国政府需要加大对美国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中相关人员的审查力度，完善保护敏感技术的安全和操作规程，加大应对所谓"内部威胁"（insider threat）应对，如建立研究人员的认证机制并支持研究人员通过"保密报告渠道"（confidential reporting mechanisms）揭露内部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