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强调的是，新冠肺炎疫情不仅促使特朗普政府在技术领域加大了针对中国的"防守"，还进一步推动美国着眼于确保长期对华竞争优势，扩大对先进技术及其相关产业的研发投入和战略性布局。疫情发生以来，美国政府推出数万亿美元的经济和财政刺激计划。在此背景下，曾担任小布什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共和党政治人士斯蒂芬·哈德利（Stephen Hadley）等人提出，中国对技术研发给予巨额资金投人，并寻求借此在经济和军事上主宰未来;美国应利用疫情后推出的经济刺激计划应对中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挑战，实施"明智的战略性刺激方案"，如增加对美国数字基础设施的投资、大幅扩大联邦政府对技术研发的投人、利用税收减免等推动美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研发、支持半导体制造产业、加大对技术教育事业的投人等。2020 年5月底，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共和党参议员托德·扬（Todd Young）共同提出《无尽的前沿法案》（The Endless Frontier Act），要求联邦政府未来五年投人1000亿美元，支持5G、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先进技术领域的研发、商业应用和教育培训，将"国家科学基金"改组为"国家科学和技术基金"，专门增设负责技术的副主任职位和相关部门，并加大其与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商务部、联邦情报机构、高校和企业、地方政府之间的联动。众议员罗康纳（Ro Khanna）和迈克·加拉格（（Mike Gallagher）则在众议院提出相同版本的法案。这些议员毫不讳言他们提出这些法案的初衷就是为了应对与中国之间的技术竞争，美国《科学》杂志资深评论人士杰弗瑞·莫维斯（Jeffrey Mervis）甚至戏称这一法案应更名为《保持领先中国法案》。舒默、罗康纳等表示，新冠肺炎疫情显示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科学和技术差距正在快速缩小，这会对美国的长期健康、经济竞争力和国家安全带来威胁;如果美国不加大对科技的投人，就会失去针对中国的竞争优势。他们还希望通过落实这一法案，在疫情冲击下为美国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实际上《无尽的前沿法案》经过长达一年多的酝酿，相关议员与美国政府部门、高校和科研机构、地方政府、企业等进行了深人的沟通，也吸收和反映了过去几年来美国战略界有关深化对华技术竞争的观点和建言。早在2019年11月舒默就管透露相关想法，称面对中国的挑战，美国需要一场科技上的"登月行动"（moon shot）。这显示出美国方面对于推进并赢得与中国之间的技术竞争的意志和决心，而这场疫情使之更趋强化。《无边的前沿法案》提出的重要政策性概念是"核心技术聚焦领域"（Key Technology Focus Area），涉及以下10个方面∶（1）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2）高性能计算、半导体和先进计算机硬件;（3）量子计算和信息系统;（4）机器人、自动化和先进制造业;（5）自然的或人为的灾难预防;（6）先进通信技术;（7）生物科技、基因学、人造生物;（8）网络安全、数据存储和数据管理技术;（9））先进能源;（10）材料科学以及与其他核心技术聚焦领域有关的工程学和研究。该法案的要害之处在于，试图促进美国对华产业"脱钩"和技术竞争之间的相互结合，高度重视促进先进技术向产业的及时转化，要求新组建的"国家科学和技术基金"更多借鉴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的工作模式，并提出未来五年在美国全国范围内建设10~15个"区域技术中心"。该法案得到特朗普政府和众多国会议员的支持，如其顺利通过，将带来20世纪40年代以来美国国家科技战略的又一次重大变革，美国对中国的技术施压态势也将随之更趋严峻、复杂，对中美科技实力对比将产生长远性、战略性影响。

此外，在国际层面，特朗普政府试图借助"敏感技术多边行动"（Multilateral Action on Sensitive Technology）等机制，限制中国从德国、以色列、挪威等其他国家获取先进技术，阻挠中国同这些国家之间的科技人文交流，强化对华施压的多边性，不断织密西方发达国家对华技术封堵网络。随着疫情进一步凸显技术对于大国博弈的重要性，未来一个时期美国或将从情报分享、新兴技术合作研发、关键零部件供应链管理等方面着力，推动盟友和伙伴国协同对华展开"技术冷战"。新美国安全中心研究员丹尼尔·克莱曼（Daniel Kliman）、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科技研究中心研究员拉姆克·塞特斯洛特（Remco Zwetsloot）等人称，考虑到中国在技术研发方面的规模优势和对美欧日带来的巨大冲击，美国应加大与其他民主国家的深度协作，加快打造"同盟创新基础"（Alliance Innovation Base）。他们还就相关具体举措提出建议∶可由美国国防部"保护关键技术专内小组"定期更新技术名单，由美国国务院建设"中国高风险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数据库，并与盟国和伙伴国分享，通过签证限制等措施共同应对相关风险;美国可进一步支持盟国和伙伴国针对中国的"技术保护能力建设"，如为以色列、挪威等国情报和执法机构提供装备和培训，由美国国务院组织美国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相关负责人到这些国家进行巡讲，提升后者应对中方人员"学术窃密"的意识，推动各国技术类大学进行对话并就防范中方"学术窃密"形成"最佳实践";进一步细化各方的"技术保护标准"，对盟国和伙伴国加大对华技术"脱钩"的举措要给予更多正面激励，包括制定外国企业在美国技术领域投资的"白名单"、与相关国家共同成立技术和设备研究公司等;在"半导体制造设备"（SME）等关键领域，大力深化美国、日本、荷兰等国之间的多边合作，共同出台对华技术管制举措，成立双边或多边基金用以补偿西方企业的损失。

三、深化地缘政治之争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特朗普政府高官以及部分美方战略界人士指责中国利用疫情因素谋取地缘政治影响力，他们称中国不仅在台海、南海等地区热点问题上展开更多行动，还试图通过"口罩外交""慷慨政治"等拉拢欧洲和相关国家，并对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制加强控制。应看到，美国方面高度重视此次疫情的地缘政治影响，尤其是美中在印太、欧洲等地区的实力和影响力对比，力图借助疫情进一步构筑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的国际联合阵线。

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对美中在印太地区战略竞争态势的影响，哈德逊研究所亚太项目主任帕特里克·克罗宁（Patrick Cronin）认为，疫情带来的不仅是公共卫生和全球金融危机，也会对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实力和影响力构成地缘战略挑战，主要表现在∶一是在后疫情环境下，由于中国将更加倚重国有企业发展经济、加大对数字经济投人等因素，美中在印太地区的地缘经济竞争将会加剧;二是随着美国页岩油气等能源产业在未来数年遭遇更大困境，中国将借机填补印太地区能源发展的空白;三是疫情或导致中国内部矛盾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台海、南海等安全热点问题将会更趋紧张;四是疫情后，美国的印太地区盟友和伙伴面临较大经济压力，更加不愿分担美国的安全负担，也不愿承受大国冲突所带来的风险和代价，因而导致美国同盟体系内部的紧张;五是疫情促使中国进一步认识到病毒等生物武器的重要性，中国或会铤而走险，在处理地缘政治冲突方面更重视运用生物技术等手段。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前官员、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主任何瑞恩（Ryan Hass）等认为，在后疫情时期，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恢复，亚太地区国家将更不愿意得罪中国，而这会加剧美中两国在亚太地区的竞争;在这种氛围下，诸如5G标准等问题都会进一步被上升到美中之争的高度，各国保持中立的空间将会缩小。负责亚太事务的前助理国防部长帮办、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亚洲项目主任亚伯拉罕·丹马克（Abraham Denmark）等人将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在台海、东海、南海问题上的相关举措包括军事行动进行综合分析，强调美国要警惕中国在后疫情时期的"机会主义"，认为中国将利用疫情给相关国家带来的冲击加大地缘政治扩张，美国对中国的相关行动需要更加警惕，并进一步谋划在后疫情环境下如何提高对华安全威慑能力。美国传统基金会副主席詹姆斯·卡拉法诺（James Carafano）提出，下阶段美国可通过推动"四国机制+"框架，进一步在印太地区构建制衡中国的重要伙伴关系。从政策实践看，美国政府力图通过"太平洋威慑倡议"（The Pacific Deterence Initiative）等加大在印太地区的对华军事安全压制，谋求加快落实"印太战略"。

此外，在筹谋疫情背景下如何加大对华地缘政治竞争方面，欧洲成为美国政策界的重点关注对象。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伊恩·布热津斯基（lan Brzezinski）称，中国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向欧洲及时提供大量医疗物资援助，但此举具有实现地缘政治目标的考量，中国希望借此缓解欧洲对中国不断增强的忧心，同时加大欧洲对美国的失望感"如果美国被认为是内顾的并且对其紧密盟友和伙伴的福祉不管不顾，北京在疫情之下的地缘政治议程就很可能会得到实现"。美国方面对中国借助疫情分化美欧关系的担忧，与以下因素也是高度相关∶一是特朗普政府在疫情发生后未能有力推进美欧协调，虽然美国2020年担任七国集团（G7）主席国，但却是在法国总统马克龙多次催促下才同意召集疫情特别峰会;二是特朗普政府与欧洲盟友争夺医疗物资、试图购买欧洲企业疫苗专属权等做法，合欧方大为不满;三是欧盟自身在应对疫情方面表现不佳，意大利等受疫情严重影响的成员国未能得到欧盟的及时援助，欧盟成员国在发行"新冠债券"等问题上阻龋不断，疫情使欧盟内部的"北南矛盾""西东矛盾"进一步上升，欧洲一体化面临新的危机。由此，美国政策界人士愈加担心，中国在后疫情时期将通过进一步援助南欧和中东欧国家加大对欧洲的"分而治之"，利用欧洲国家企业的困境实施更多并购，与俄罗斯联手对欧洲施压，认为中国的这类举措将对"跨大西洋关系"带来更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