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美欧关系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但特朗普政府却试图利用疫情因素进一步挑动欧洲对中国的不满，加快构建西方国家对华展开战略竞争的统一阵线。实际上，近年美国政策界要求欧洲在中美之争中"选边站"的声音日益强烈，认为后者在经济、技术、安全等方面的对华政策应当向美国靠拢，推进美欧协同制华。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安德里亚·坎达尔-泰勒（Andrea Kendall-Taylor）等人称，欧洲对选美国一边的犹豫将使自由民主制度陷人危险境地"一个拒绝选边的欧洲的出现，正是北京力图实现的目标"。2019年3月，欧盟委员会发布政策文件，称中国是"追求技术领导力的经济竞争者以及推广替代性治理模式的体系性对手"。欧盟这一对华新定位显示出其向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靠拢的迹象，加之2019年12月上台的新一届欧盟领导人声称欧盟将"更具地缘政治性"（more geo-political），美方人士试图推动欧盟形成更具整体性的、更加强硬的对华政策。应看到，此次疫情发生后，欧洲政策界人士在对华认知方面出现新的消极变化，这为特朗普政府进一步推动美欧联手制华提供了一定条件。比如，2020年5月，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马克·雷纳德（Mark Leonard）刊文称，中国在此次疫情中利用他国的脆弱时刻谋取地缘政治利益的做法给欧洲敲响警钟，加之美国寻求与中国进行全面脱钩，欧洲建立更紧密对华关系的"中国梦"近乎破碎。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政府进一步对欧洲盟友施压，要求后者在中美战略竞争中"选边站队"，以更大程度的美欧协同应对所谓"中国挑战"，包括要求欧洲国家支持建立针对中国的"十一国集团"（G11、"民主十国集团"（D10）等。正如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高级副主席伊兰·伯曼（lan Berman）所言，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美国与盟友的接触方式，美国不再接受盟友继续在华盛顿和与北京之间维持平衡。

在发达国家板块之外，新冠肺炎疫情下美国加大对华地缘政治竞争的另一个着力点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这些国家普逼面临经济增长不振、外部需求下降等困境，疫情或使之雪上加霜。一是国际需求进一步萎缩，尤对依赖能源、矿产等大宗商品出口的国家带来不利影响;二是外部投资将大幅缩减，资金外流情况会有所加剧;三是这些国家在公共卫生体系、社会保障网建设等方面缺乏投人，从长期看这将侵蚀其发展竞争力。2020年4月初，联合国发布2020年可持续发展融资报告》称，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投资者从新兴市场已撤出900亿美元，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资金外流，下阶段其债务风险问题将显著恶化。大部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伙伴，美国政策界人士认为疫情将对"一带一路"带来严重冲击，一些国家甚至会因此而选择减少与中国的经济往来和互联互通程度。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劳里·加勒特（Laurie Caret）、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迈克尔·鲁宾（Michael Rubin）等人称"一带一路"合"地方性疾病变成了全球性威胁'，"一带一路"成为"疫病之路"，这合许多国家感到担忧，它们将重新评估与中国经济不断融合或对中国依赖太大所带来的风险。疫情下"一带一路"合作面临的挑战尤其是债务问题，成为美国加大对华地缘政治竞争的重要抓手。2020年4月，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迈克·克拉珀（Mike Crapo）、参议院财经委员会主席查克·格拉斯利（Chuck Grassley）与其他14名共和党参议员联名致信财政部部长姆努钦和国务卿蓬佩奥，称美国应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支持受到疫情影响的发展中国家进行债务重组，但必须要求它们详细披露与中国签署的"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尤其是相关债务关系以及其他法律义务，他们还要求美国政府向中国的相关机构施压，要求其在不提出"政治上的交换条件"的情况下与发展中国家重新谈判债务问题"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纳税人实质上是在救助中国的金融机构，助力中国的债务陷阱外交。"此外，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中美关系紧张或会带来其他连带性的地缘政治影响，如美中俄三边关系的变化。比如，俄罗斯瓦尔代俱乐部学术主任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Fyodor Lukyanov）、卡内基莫斯科中心主任德米特里·特列宁（Dmitri Trenin）等人提出，疫情促使中美进一步陷人"新冷战"，中美矛盾已经成为世界政治的主轴，更加自信的中国和更不自信的美国面临发生尖锐冲突的重大风险，中美"两强对抗"在一定程度上对俄有利，美国或会因此向俄罗斯提出进行新的交易;在中美对抗日益显著的情况下，俄罗斯应当加强与欧洲、印度和日本的关系，以便在中美之间维持平衡（equilibrium）。

疫情发生以来，以世界卫生组织为代表的国际机制成为特朗普政府对华展开地缘政治博弈的角力场。特朗普政府指责世界卫生组织"以中国为中心"，采取暂停提供资金等方式进行打压，并与澳大利亚等国联手推动中国台湾地区在该组织获得观察员地位。近年美国战略界对中国在全球治理方面的政策变化以及对国际组织的影响力展开深人研究。比如，新美国安全中心研究员克里斯汀·李（Kristine Lee）等人指责中国愈加重视利用国际组织推进自身战略利益和价值观，并借此打造"对威权统治更加安全的世界"。过去几年来，压制和削弱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将全球治理视为中美战略竞争的关键领域，已经成为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重要一环，而此次疫情则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趋势。前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杰克·苏利文（Jake Sullvan）、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原主任韩磊（Paul Henle）等人认为，除了在西太平洋地区获得霸权，控制联合国机构等做法实际上是中国"谋取全球主导地位的第二条道路"，即便这"并不符合历史上有关战略和地缘政治的定律";在全球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行动中，特朗普政府轻视国际多边机制，也不重视与盟友合作;美国从国际舞台退出，中国则看到了这个填补领导空缺并提高自身国际地位的机会，中国给自己赋予了"国际公共物品提供者"的角色。由此不难看出，美国政策界越发重视两国在国际机制层面的竞争，未来一个时期美国政府利用台湾问题等在国际机制中对华施压、借助国际机制深化大国战略竞争的做法恐会更趋强硬、露骨。

四、加大对华"叙事之战"和意识形态压制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特朗普以及蓬佩奥等美国政府高官、部分美国国会议员针对中国展开"叙事之战"（war of narratives），不断炒作"中国病毒''中国责任"等负面论调，对中国政治体制和中国共产党频加指责和诬蔑，利用疫情追责索赔等问题在美国国内和国际上煽动对华敌意，试图削弱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信任感，加剧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意识形态对立和冲突。

应看到，近年美国政策界越发重视"信息的武器化""社会操控"（social manipulation）等问题，在特朗普政府推动的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中叙事之战"或曰"信息战"（information warfare）已经成为重要组成部分，而其实质是挑动意识形态层面的大国博弈和"体制之争"。美国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鲁言"对于美国来说，一个理想的敌人就是在意识形态上与美国敌对，在种族和文化上与美国相异，在军事上有足够能力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实实在在的威胁"。长期以来，中美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深刻分歧。近年，在特朗普政府的直接推动下，美国国内在意识形态层面对"中国威胁"的认知出现新变化∶即从原来对中国国内发展模式提出异议（如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针对"国家资本主义"的批评），到指责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实行"模式输出"，再到警惕中国对西方国家展开所谓的"政治战"（political warfare）或"影响力行动"（influence operations），渲染所谓中国谋求"锐实力"（sharp power）。与此同时，意识形态因素与两国经济之争、技术之争、军事安全之争、国际机制之争之间相互关联、高度融合，特朗普政府以及以史蒂夫·班农（Steven Bannon）为代表的对华鹰派势力不断强化针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施压。在探讨中美战略竞争问题时，美国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 CSBA）高级研究员哈尔·布兰兹（Hal Brands）明确提出"如果美国人想要为与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长期对抗做好准备，他们需要一场围绕这些国家带来的危险问题的公，共教育运动，而在这一运动中有关意识形态危险的讨论应当占据突出地位，"美国应当升级而不是减弱自由主义和威权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笑"，通过强化威权主义和民主体制之间的对比，通过支持国外的民主势力并在美国国内捍卫民主价值观，通过支持那些批评或力图淡化俄罗斯和中国治理中非自由主义因素的人，美国就可以充分利用一种关键的非对称竞争优势。对于长期竞争而言，没有什么方法比它更加适合了。"

这一背景之下，作为美国对华意识形态竞争的一部分，针对中国的"叙事之战"近年来也变得越发突出。美国战略界人士认为，北京通过"讲好中国故事"，不仅赢得国际社会对其政治经济体制的理解，也在让世界形成"中国模式优于美国模式""中国是国际秩序维护者""中国崛起势不可挡""中国是未来全球领导者"等印象，而这种理念和认知层面的变化会对美国社会和其他相关国家的政策产生实质影响。比如，美方人士非常担心，在中国叙事的影响之下，一些东南亚国家会相信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实力日益强大甚而未来或将美国"挤出"亚太，进而造成这些国家在美中竞争中倒向中国。为了应对这一问题，特朗普政府以及很多美国战略精英试图让世界尤其是其盟友和伙伴国不要被中国的话语"迷惑"，通过不断在国际场合制造、渲染、炒作涉及中国的负面信息，让它们认识到∶中国是"掠夺性经济体"，是"关乎生存的威胁";中国利用"一带一路"制造"债务陷阱"，推行"新殖民主义";中国是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者"，破坏"现状"，中国的崛起之路是不可持续的。为了推进对华"叙事之战"，班农等美国政策界人士还给中国贴上一系列新的标签，如"儒家威权重商主义""重商主义-列宁主义"高科技威权主义"等，美国中央情报局、国务院等机构的高级官员则在公开场合用"新冷战"文明冲突"等叙事框架来描绘美中关系。此外，美国还针对具体议题提出"反叙事"（counter-narrative）。比如"一带一路"合不少东南亚国家感到中国的投资非常有力，对此，美方人士强调，美国对东南亚的投资实际上远远超过中国;中国提出命运共同体和共赢（win-win）的理念，美方则称，中国提出的命运共同体实际上是为了谋求霸权"共赢"将使中国"赢两次"。为对冲中国的"话语影响力"，美国外交官在很多国际多边场合阻止命运共同体和共赢这样的概念被写人国际文件。应看到，在对华展开"叙事之战"方面，美方不仅有战略构想和政策设计，还建立了跨部内的协调与落实机制，美国国务院下设的"全球接触中心""（Global Engagement Center）以及2018年以美国广播理事会为基础改组成立的美国全球媒体总署（U.S. Agency for Global Media）在这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