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和中美两国带来显著冲击，并在很大程度上致使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更趋深化。特朗普政府利用疫情因素进一步推动在华西方企业从中国撤出，以构建"经济繁荣网络"为抓手，以实现全球经贸体系与中国的深度剥离为目标，打造排斥中国的国际经贸阵营。疫情凸显先进技术对维护国家安全和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性，美国通过强化技术出口管制、调整国内技术研发布局、完善"敏感技术多边行动""机制、打造"同盟创新基础"等方式强化对华"技术冷战"。美方诬称中国借助疫情与其争夺"全球领导权"，大力拉拢欧洲等盟友和伙伴国构建压制中国的国际统一阵线，并力图削弱中国在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特朗普政府和美国政界人士炒作"中国病毒'"中国责任"等恶意论调，对华展开"叙事之战"，对中国政治体制进行攻击并将矛头日益对准中国共产党，不断激化意识形态层面的分歧和对立。美国利用疫情因素深化对华战略竞争、激化大国冲突对抗的做法受到批评，中国需着眼长远利益、保持战略定力，妥善应对疫情给中美关系带来的深刻冲击。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下称"新冠肺炎"）是近百年来人类遭遇的影响范围最广的全球性大流行病，这一疫情对世界秩序和中美关系也带来了重大影响。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认为，此次疫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类面临的最大危机，将给世界带来更多动荡和冲突。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指出，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它"所引发的政治和经济动荡可能会持续数代人"。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CFR）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布莱克威尔（Robert D. Blackwill）、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托马斯·赖特（Thomas Wight）称，疫情是世界秩序在过去70多年来面临的最大考验之一，"疫情给各国政府带来巨大压力，分化了社会，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它使多国领导人采取单边主义和民族主义做法，而不是进行协调。它展现了很多国际组织的弱点。它强化了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无疑，这场疫情对美国带来多方面冲击，感染新冠肺炎以及因之死亡的美国人数量极多，美国经济陷人严重衰退，失业率一度超过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水平，美国官员认为此次疫情堪比历史上的"珍珠港袭击"和""9·11"事件。然而，面对疫情冲击，特朗普政府非但没有选择与中国展开合作，反而借助疫情因素加大对华施压，从经济、技术、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进一步深化针对中国的战略竞争，甚至较前更具对抗（rivalry）的色彩。美国战略界人士也高度关注疫情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以及"后疫情世界"国际格局、大国博弈等走向，如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CNAS）专门设立"美国与后疫情世界"项目、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就"疫情时代的中美竞争"问题发布报告。前助理国防部部长帮办、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亚洲项目主任亚伯拉罕·丹马克（Abraham Denmark）等人提出美国需要研究"后疫情时期中国战略"的课题。可以说，疫情已经成为当前影响中美关系以及塑造其未来走向的重要变量，并促动美国战略界就如何应对"中国挑战"展开新一轮辩论。

本文试图分析疫情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影响，探讨美国深化对华战略竞争的若干趋向，并就如何应对疫情对中美关系的冲击提出思考和建议。

一、推动对华经济"脱钩"进程

近年，特朗普政府在"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的战略思维导向之下，在贸易、投资等领域不断加大对华施压，以白宫高级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为代表的鹰派势力甚至鼓吹与中国进行"脱钩"。疫情发生以来'脱钩"派势力的声音更加突出。《纽约时报》刊文指出，疫情带来的恐慌情绪为特朗普政府内的对华鹰派提供了攻击中国的机会，疫情对全球供应链造成打击，成为鹰派推动与中国进行更彻底"脱钩"的新依据。应看到，虽然与中国的完全"脱钩"在美国政策界仍存在不少争议，但特朗普政府试图利用此次疫情进一步推动中国与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的剥离，以构建"经济繁荣网络"（Economic Prosperity Network）为抓手加紧打造排斥中国的国际经贸阵营。

疫情给中国等国经济活动带来负面影响，造成工厂停工、物流中断、产品供应不足等问题，疫情还显著加大了各国对药品、个人防护装备等物资的需求。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和美国国会议员持续渲染所谓全球供应链过度依赖中国的问题，鼓动美国等西方国家企业远离以中国为中心的供应链，推动在华外资企业从中国撤出。2020年1月底，在中国国内疫情形势严峻的情况下，美国商务部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公然称，疫情有助于加速制造业回流北美地区，并进而对美国经济产生积极影响。此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罗伯特· 奥布莱恩（Robert O'Brien）表示，疫情影响全球供应链稳定，这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美国企业将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并寻求替代者。纳瓦罗称，在应对新冠疫情中，美国盟友和中国等战略对手的行动再次表明，美国在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中是孤军奋战，美国有必要将基本的药物生产和供应链转移回国，减少对外依赖，从而保护公民健康以及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 在美国国会层面，2020年5月初，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凯文·麦卡锡（Kevin McCarthy）宣布成立由多位共和党议员构成的"中国工作组"（China Task Force），推动针对如何应对"中国威胁"的政策辩论，美国供应链对中国过度依赖的风险问题是其中的重要议题之一。俄亥俄州民主党众议员蒂姆·瑞安（Tim Ryan）及西弗吉尼亚州共和党众议员大卫·麦金利（David McKinley）在联合发表的文章中提出，由于对全球供应链的依赖，美国国内制造商的供应能力和专业知识已经落后，除医疗用品和设备领域存在供应风险以外，美国还在稀土等领域依赖中国;国会应成立"关键供应链委员会"，识别和应对潜在风险。

与此同时，美国战略界人士也纷纷围绕对中国供应链依赖问题提出看法和建言。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高级研究员道格拉斯·欧文（Douglas A. Irwin）等人认为，供应链的调整与全球化进程的总体发展趋势密切相关，当今世界处于"慢全球化"状态，此次疫情将加快全球化的"部分逆转";全球化并不会终结，但将朝着更具地方性、区域性的方向演进;疫情使"长而复杂的全球供应链"风险集中暴露，后疫情时期跨国公司将不得不更多考虑风险分散的问题，企业的经济活动或会呈现"地方化"和"区域化"趋势，即在本国或靠近本国、与本国政治关系较好的国家开展生产经营，也可将这种变化称为"近岸生产"（near-shoring）模式。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纳迪亚·沙德罗（Nadia Shardlow）称，此次疫情让人们看清一个事实∶经济联系并不是在一个地缘政治竞争的真空中发生的，依赖中国生产的医疗设备和药物供给凸显出经济全球北的巨大风险。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埃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认为，疫情将促使跨国公司重新评估它们的供应链，降低对中国供应商的依赖，减少在中国进行的生产活动。新美国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安东尼·维奇（Anthony Vinci）等提出，为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并避免对美国自身利益造成太大损害，美国在后疫情时期应大力发展"敏捷制造"（Agile Manufacturing），即指企业通过现代技术手段快速配置各种资源以实现产品生产的快速转换，例如福特汽车能够在很短时间内转型生产口罩和呼吸机。

此外，供应链调整过程中的政治因素和政府作用问题也受到美方的关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顾问斯科特·米勒（Scot Miller等认为，由于中国对疫情处置不当和不透明，美国、欧洲等西方企业意识到在华开展业务存在难以应对的政治风险，它们在疫情稳定后会加快供应链从中国的转移，暂时放弃全球化带来的利润和效率，寻求加强供应链的可靠性;美国政府或会就供应链的"可靠来源"（美国《国防生产法》中的概念）制定清单，对医疗器械、设备和药品的审批和进口制度也会进行修改。美国伦理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亨利·欧尔森（Henry Olsen）指出，疫情将加快中美"贸易战"引发的供应链转移潮，如今外国企业向中国投资时，必须考虑疫情威胁、来自美国的政治压力、产品被加征碳排放税等多种因素，这将加快制造业回流发达国家进程，短期内或给这些企业带来损失，但长远看利大于弊。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方面试图减少对华供应链依赖的同时，受到疫情影响的欧洲国家也提出类似诉求，这为美国推动西方国家在对华经济"脱钩"问题上加大协调提供了一定条件。德国卫生部部长延斯·施潘（Jens Spahn）称，物资供应安全比经收率更加重要;法国财政部部长布鲁诺·勒·梅尔（Bruno Le Maire）表示，疫情是"全球化游戏规则改变者"，"在某些产品的供应方面，我们必须降低对一些大国的依赖，尤其是中国"，需要"加强在战略性价值链方面的主权"，比如汽车、航空和制药产业。法国总统马克龙称2020年底前欧洲将实现口罩生产的完全独立。英国约翰逊政府则试图推动提升疫苗、医疗设备和药品的国内生产能力。疫情进一步加大了欧洲恢复其工业基础的紧迫性，2020年3月欧洲领导人共同做出加强欧洲"战略自主"（strategic autonomy）的决定。美国当代德国研究所（American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German Studies, AICCS）所长杰夫·拉特克（Jeff Rathke）等认为，欧洲已经认识到中国对其经济模式构成威胁，美国和欧洲应当制定"跨大西洋的中国政策"，通过双方政府、立法部内和企业界的紧密协调，在产业政策、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下文简称5G）等方面对中国施压。美国传统基金会副会长詹姆斯·卡拉法诺（（James Carafano）等呼吁特朗普政府在疫情危机之下加大与欧洲的协调，建立美欧共同应对中国"军民融合"战略等挑战的联合阵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