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加大对制造业和民间投资的支持力度。短期内靠扩大基建和房地产投资以及国有单位投资，对经济恢复会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制造业投资、民间投资增长乏力，会影响未来制造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关系着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关系我国出口的竞争力。制造业和民间投资增长乏力，并不能完全归结于疫情，实际上是我国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当前的财政货币政策要更多放在支持如何有效启动制造业投资和民间投资上，改革政策要重点放在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以及降低市场主体营商成本上。

第四，保持制造能力大于消费能力的格局。受全球疫情大流行影响，进出口恢复滞后于内需，虽然这种恢复顺序看起来符合形成“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但保持我国制成品出口在国际市场的份额仍十分重要。短期内，要帮助外贸企业通过出口转内销保住外贸企业；长期看，仍要继续支持外贸企业保持和提高国际竞争力。因为我们必须用制成品的出口换回难以实现进口替代的大豆、石油、铁矿石。要正确理解和解读“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继续加强对出口企业的保护和支持。既要重视不断扩大开放的领域，也要同等程度地重视保护现有外资企业，防止外资企业外迁。很多制造业外资企业处于国内产业链的关键，既是参与国内循环的重要力量，也是我国参与国际循环的重要力量。

第五，防止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房地产市场回暖态势明显，其中以住宅市场景气上升最为明显。但绝不能能把刺激房地产当作经济恢复的手段，要坚持“房住不炒”原则，短期要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不放松，防止地价房价过快上涨。长期要改革完善住房制度，加大住房短缺城市的住房供给，更多通过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建设低价商品房、共有产权房、公租房等，着力解决房地产市场的结构性失衡。

第六，金融业发展要同实体经济相协同。2019年金融业增加值是2007年的5.1倍，大大快于同期工业2.8倍的增幅。在疫情冲击下，金融业一枝独秀，前两个季度均实现了较快增长。上半年金融业增加值已占到GDP的9.3%，大大高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时2009上半年6.68%的水平。要辩证看金融业的这种突出贡献，一方面，金融业的快速增长带动了经济转正或降低了负增长的幅度；另一方面，金融业增加值主要来源于企业、居民、政府的负债，上半年的快速增长主要是既往存量贷款的利息等，如居民按揭贷款的利息不会因疫情冲击就可以不付或缓付了。要切实落实金融机构让利政策，继续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同时，要继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要忘记降低企业和居民杠杆率的长期性目标。中长期要改善国民收入的行业分配格局，逐步使金融业利润与实体经济的利润趋向均衡。

（杨伟民，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财办原副主任，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学术顾问；王志刚，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