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外交学院院长亚历山大·雅科文科与葛罗米柯的观点相近，他认为中美矛盾将会升级，但是双方并没有将其他国家拉入其对抗的潜力。一是中国没有建立世界霸权的企图，也不存在拉拢军事盟友的想法。俄中关系虽然紧密，但双方不可能结盟；二是多边外交机制将持续存在，没有国家会拒绝已经形成的联合国和二十国集团等传统多边外交机制，即便美国可能从中退出；三是各国将更加关注本国利益，新两极结构及其对全球政治影响的基础非常脆弱。
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基本上是以“华盛顿共识”为核心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失利者，超级大国地位不复存在、国际影响迅速下滑、参与全球治理能力明显不足，这一切都使俄罗斯对既有世界秩序充满了愤懑，希望其加速重构甚至早日崩塌。与其他国家的忧心忡忡不同，俄罗斯战略界对新冠疫情带来的变化表现出按捺不住的兴奋。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名誉会长谢尔盖·卡拉加诺夫坦言：“现代世界政治的本质依旧：这是一场为建立新秩序而展开的斗争，以取代正在迅速瓦解的现有秩序。单极世界和长达五百年的西方统治的时代即将终结。”
瓦尔代俱乐部发表研究报告，从国际无政府状态抬升、国家主义回归、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崩溃等多个层面,论证了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报告看到了新冠疫情使国际社会分崩离析，多边合作正逐渐收缩。国际制度的危机导致无政府状态加剧——每个国家都将依靠自己去解决生存问题。主权国家仍然是能够实现组织化且以高效方式行事的唯一机制。当经济已真正变成全球性之际，政治仍然是国家间的，甚至国家在经济领域的作用也在增强……由国家而非市场提供的应对非经济冲击的稳定性，正在变成最重要的国家能力指标。
更为重要的是，不同国家为应对疫情而采取的临时性管控措施成为俄罗斯论证其威权制度合理性的重要依据。报告称，多数曾被指责为集权国家使用的社会管控措施，如今在民主国家中也非常流行。“现代技术强化下的隔离措施为政府开发管控社会的工具提供了更多可能……‘专制—民主’二元论再次被证明是虚假的。建立在自由民主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基础上的社会组织模式尚未证明自身具有绝对道德伦理正当性和普适性，国家依赖于自己的社会文化经验走出危机。每个国家都是基于自己的道德伦理观念来制定政策，以‘对错’的标尺来审视它们是错误的，它们只是不同而已。”
无独有偶。谢尔盖·卡拉加诺夫也强调：“除了主权国家以外，没有人能够提供公共物品。主权的作用被强化，国家拒绝外部统治，其自由选择政治、文化道路、发展模式和外交政策取向的要求日益迫切。”
可以看到，这种对国际变化的解读，与俄罗斯多年宣扬的“主权民主”“主权高于人权”“国家主义高于国际主义”等政治理念一脉相承，俄罗斯战略界似乎为论证俄式国家治理观和国际政治观的正确性找到了重要佐证。
在世界秩序方面，瓦尔代俱乐部报告断言，“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 21 世纪 10 年代中期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时代已经结束”，国际社会未来面临两种选择：要么维护既有最重要的组织（联合国），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新的功能性组织；要么出现另一种两极对立，即美国和中国两大巨头之间的搏斗。而且，美中对抗是在完全不同国际条件下、不同类型玩家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冲突，将不会再现 20 世纪下半叶美苏之间的稳定模式。其结果是，“我们完全不是回到幸福且相当稳定的冷战年代，而是一战之前的帝国主义竞争阶段。更何况，在道德吸引力方面，无论中国还是美国，今天都不能与冷战时期的苏联和西方相提并论，这两个国家都没有给世界提供明显的替代性选择”。
从瓦尔代俱乐部报告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对当年美苏“冷战”的留恋、赞美，仿佛那时是给人类带来稳定、祥和、幸福的美好时光。而对中美两极格局，俄罗斯则充满了忧虑、担心甚至不屑，一面抱怨中美两极可能会给世界带来类似一战的灾难，一面耻笑今天的中美没有当初美苏那样的“道德水准”。报告的另一段表述耐人寻味：“美国重新思考自己的世界角色，正退回孤立主义。中国则恰恰相反，雄心勃勃。两者背道而驰，对国际安全构成主要威胁。”
对于疫情之后世界的发展趋势，俄罗斯战略界也进行了相应展望。谢尔盖·卡拉加诺夫认为，在国际社会长期积累的矛盾和新冠疫情共同作用下，世界发展将呈现以下几种趋势：（1）国际力量重新分配，世界将在新一轮全球化的背景下恢复传统的多中心性，大多数国际机制失去效力，军事力量的重要性再度凸显；（2）美国创造的全球经济体系将会崩溃，全球经济将呈现零散化、区域化和政治化的特点；（3）环境污染、气候变化将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但相关问题将基于国家或区域层次的决策，而非通过全球合作解决；（4）中小国家的政治主观性及其精英的独立性加强，或将拒绝盲目跟随大国且在中美之间摇摆博弈；（5）国际社会呈现再意识形态化，随着思想真空的产生，民族主义、不满情绪和环保激进主义或将蔓延；（6）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核武器扩散的危险增大，但长久以来的和平环境会降低人们对战争的恐惧。
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执行会长安德烈·科尔图诺夫跳出传统的“东西方”视角，沿“南北轴心”审视后疫情时代的世界秩序。他认为，危机减缓了权力和资源从北方国家向南方国家的转移，从而增强了南方对北方的依赖，并导致后危机时代全球不稳定因素主要集中于南方。随之而来的将是地区冲突局势加剧，南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此起彼伏，南方大多数国家被排除在世界技术链和新经济体系之外。南北之间发展、安全和治理鸿沟的扩大，将对国际体系的稳定构成巨大挑战。为克服这一挑战，必须实现南北之间新的“大交易”，弥合南北之间的文明鸿沟，提升全球治理水平。
可以看到，俄罗斯战略界的主流观点断定疫情使美国、中国、欧洲等各大力量中心都遭受重创，但在疫情面前，国际社会不仅未能携手合作，反而陷入了更深刻的矛盾与冲突。特别是中美对抗日益显现，将对世界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但同时，美国和中国之间不会形成美苏冷战时期两大阵营全面对抗的两极格局，俄罗斯不会与中国结盟对抗美国。在国际制度的危机导致无政府状态加剧的背景下，国家的作用进一步凸显，这对于奉行国家主义的俄罗斯来说无疑是巨大利好：一方面俄罗斯国内体制的合法性因此而进一步巩固；另一方面，俄罗斯可以在一个国际制度弱化的世界里纵横捭阖。
2 世界经济、全球化与地区一体化
新冠疫情严重冲击世界经济，可能导致类似 20 世纪 20、30 年代之交的大萧条。世界经济下行，无疑将恶化俄罗斯的外部经济环境，但由于俄经济素来具有自给自足的特点且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不高，因而所受冲击较小。在俄罗斯人的世界观里，国际政治从来都是零和博弈，他国所失就是俄之所得。因此，俄罗斯战略界人士踌躇满志：“全球经济衰退将引发世界经济体系深度调整。危机条件下，各国竞争的实质不是控制全球生产链中最重要的技术部门和短期内最具发展前景的公司，而是实现生产和技术的相对自给自足，以确保本国优先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