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苏俄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是巨大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进程中，在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伟大实践中，得到了苏俄共产党人和人民的国际主义援助。中国先进分子从苏俄那里学习并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后，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方向，从此，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中国革命焕然一新，中国开始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建设不仅遵循了列宁的建党学说，也借鉴和学习了苏联共产党的经验。笔者2018年访问俄罗斯期间，参观了位于莫斯科郊区的中共六大会址。中共六大是1928年6～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当时正值中国大革命失败的严峻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遭遇严重的白色恐怖。在这种形势下，总结革命经验教训，规划革命未来的党代表大会只能在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通过的一系列决议对中国革命具有重要意义。决议指出，中国的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实行土地革命和建立工农民主专政，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中共六大关于中国社会和革命性质以及任务的阐述在当时是非常重要和及时的。这虽然是中俄两党、两国关系中一段重要的插曲，但也深深体现了俄罗斯共产党和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支持和帮助。在支持中国革命的过程中，苏联同志也提出了一些错误的意见。“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表达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同意划江而治的意见，也表现出了坚决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坚强决心。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近代以来中俄关系史进入了第五大历史阶段，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苏联蜕变、俄罗斯联邦成立止大约40余年，是中俄关系史现代阶段。

在第五大历史阶段中，中国与苏联总体合作间有交恶。第五大历史阶段大体分为四个时期，十年友好结盟、十年关系恶化、十年全面对抗、十年缓和改善。这里讲的“四个十年”是大致的时间跨度，不那么精确。中苏两国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40年的交往中既有兄弟般的甜蜜岁月，也有对抗甚至局部冲突的苦涩回忆。中苏建交40年，前10年友好合作，再30年波澜起伏、交恶对抗，然后缓和改善。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8年中苏关系全面破裂，是近代以来中俄关系第五大历史阶段的第一个时期，即十年友好结盟时期。

无论是从正面的支持、帮助和经验来看，还是从反面的教训来看，苏联都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巨大的影响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共产党人28年艰苦卓绝斗争和中国人民百年奋斗的结果，苏联对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给予了巨大支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天，苏联就宣布予以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中苏同盟关系的确立是对新中国最重要的支持。70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毛泽东于1949年12月～1950年2月访问苏联，于1950年2月14日正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毛泽东评价说：“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的中苏条约，巩固了两国的友好关系，一方面使我们能够放手地和较快地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一方面又正在推动着世界人民争取和平和民主反对战争和压迫的伟大斗争。”[3]《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确立了两国同盟关系，揭开了中俄友好关系的新篇章。同时，两国还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苏联以年利率1%的优惠条件给中国3亿美元贷款，这笔资金对于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来说是雪中送炭。苏联还支持了抗美援朝战争。

在经济建设领域，苏联帮助中国编制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实施大量援助，共涉及156个项目，中国人民至今记忆犹新。在苏联支持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实施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基础，培养了大批经济建设和工业人才。在科学技术领域，苏联大力援助中国，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例如，1954年4月，中苏签订帮助中国和平利用核能协定，帮助中国建立了第一个原子能反应堆回旋加速器。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又向中国援助了100多套设备，构筑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工业建设的核心和骨干。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中国以俄为师，但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表明，只有中国共产党人充分考虑自己的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不搞照抄照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中国人民的事业才会顺利发展。中国并没有在任何时候都照搬苏联经验，比如，中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没有像俄国革命那样通过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在规划国家结构形式时，也没有照抄苏联搞联邦制，而是实行单一制国家结构。在确定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时，毛泽东指出：“在一个长时期中，将产生一个对于我们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时又区别于俄国制度的特殊形态，即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4] 直至建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国家形态。

从1959年至1968年，中俄关系进入了第五大历史阶段的第二个时期，即十年恶化时期。

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在对待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上搞大国沙文主义，对兄弟党搞老子党，对兄弟国家搞家长制，全盘否定斯大林，走修正主义路线，中苏关系开始逐步恶化。1958年苏联打算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组建联合舰队，遭到了毛泽东的断然拒绝：“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一万年不要援助。”[5] 1958年赫鲁晓夫宣布，苏联单方面撕毁中苏友好条约，撤走了全部苏联专家，停止了对中国的一切援助，中苏两党展开全面论战，中苏友好关系破裂。

从1969年至1979年，中俄关系进入了第五大历史阶段的第三个时期，即全面对抗时期。

中俄两国、两党关系全面恶化不是孤立的，而是在国际大局势、大背景下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具体条件下发生的。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对中国长期采取压制政策。中苏7000多公里边界，加上蒙古国作为军事缓冲地带，苏联在1万多公里边界线上陈兵百万，对中国形成包围态势，甚至打算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1969年3月，爆发珍宝岛边界局部冲突；同年8月，在新疆爆发铁列克提冲突。中苏关系跌至谷底，战争一触即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