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来说，任何新生事物都是在旧事物内部产生出来的。社会主义作为新生事物，是在作为旧事物的资本主义母体中孕育产生的。新生事物一方面最终是不可战胜的，另一方面其成长过程又不是一帆风顺的，特别是在生长初期又是脆弱的，这就是新生事物初生的辩证法。曾经的苏俄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是在旧社会母体中孕育出来的代表新的社会因素的一对双生子，一个先出生，一个后出生；一个中间夭折了，一个生命力旺盛，蓬勃发展起来了。笔者在这里使用了苏俄的提法，苏联显然是指社会主义苏联，而俄国并不指现在的俄罗斯联邦，而是指苏联之前的俄罗斯工人阶级先进分子——以列宁为核心的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十月革命所建立的苏维埃俄国。从1917年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俄国，到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直至1991年苏东剧变，表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只是代表新社会因素的一个新生儿夭折了；但是，有些社会主义国家解体，并不意味着代表新的社会因素的新生儿再不会产生了，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再不会诞生了，不意味着俄国十月革命创造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不可以再生长发展起来，也不意味着十月革命开创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新纪元终结了，更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趋势不存在了，没有现实意义了。

中国和俄罗斯两个民族曾经在同一条社会主义道路上同行过。中国和苏俄这两个社会主义的新生儿，俄国作为哥哥先出生，中国作为弟弟后出生。一个是1917年出生，一个是1949年出生，相隔32年。同胞小孩出生的时间间隔似乎太长了，但对于人类新的社会形态产生的时间跨度来说，并不算长。从先后出生的一对社会主义新生儿来说，中国与苏俄是社会主义兄弟关系，兄对弟有支持、弟对兄也有帮助；兄对弟有指教、弟对兄也有学习。弟对兄不仅学习借鉴正面的经验，还学习借鉴失败的教训。失败是成功之母，正是从社会主义苏联失败的惨痛教训中，中国吸取经验发展起来了。作为社会主义的苏联夭折了，作为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中国发展成功了，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国，正在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迈进。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2019年第7期发表了《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的文章，讲到了社会主义作为人类社会的新生事物的发展辩证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走出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回答了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怎么建设的重大时代课题。中国共产党是在苏俄共产党人回答社会主义是什么、怎么办这一重大问题基础上的进一步破题，也是在苏俄共产党人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前提下，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继承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是列宁斯大林所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延续，是在资本主义母体内部产生的新的社会因素生命的延续，但又不是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道路的简单复制，而是在更高历史起点上的继续前进。

从1917年十月革命到今天100余年过去了。尽管有过苏东社会主义的挫折，但从一个大的历史跨度、一个新生社会形态成长的历史进程来看，虽然中间有断裂、有挫折，不论苏俄也好、中国也好，作为一个新生事物的总的历史链条又是连续的，有生命力的，是一个生命的整体，表现出社会主义作为新生事物是不可抗拒的，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这种顽强的生命力已经深深地沉淀在中俄两国人民的社会基因之中了。

自2008年爆发世界金融危机以来，有两股世界性思潮影响很大，推动了两种根本不同倾向的社会思潮和运动。一种是“左翼”思潮，引导社会运动向着社会主义方向延展。譬如，现在美国就出现了“左翼”，出现了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总统竞选者，当然，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不尽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美国金融危机期间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法国爆发的“黄马甲”运动，都是受“左翼”思潮影响的、反对垄断资本主义的群众性运动。最近，在资本主义统治比较稳定的比利时也发生了大罢工，整个西欧都表现出“左”的思潮力量走上前台、工人及广大民众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在兴起。W.E.哈拉尔（William E.Halal）的《新资本主义》一书就是“左翼”运动的理论反映。另一种是右翼思潮，引导社会运动向右甚至向着极右的方向发展。欧洲极右势力纷纷登上政治舞台，包括鼓吹纳粹主义的右翼政党都登台表演了。“左”和右，无论是表现为思潮，还是表现为某种政治力量的现实运动，阵线非常清楚，“左”的向更“左”的方向发展，右的向更右的方向发展。这说明在资本主义世界社会体系内部两极分化越加严重，两种制度、两种前途、两条道路、两种力量的博弈十分激烈，社会主义社会战胜资本主义社会需要相当长的历史博弈过程。

在大的历史时代进程中，中国与俄罗斯两个民族是有承继性、共同性的，我们两国人民的血管里都流淌过并还在流淌着红色文化的血液。从大的历史跨度上看，我们与俄罗斯人民是不可分的，苏俄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先于我们而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当然，继任的苏联领导者又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苏联发生了蜕变。社会主义中国没有夭折，我们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斯大林的科学社会主义事业。俄罗斯现在也在努力摆脱曾经推行过的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束缚。虽然中国与当今俄罗斯在意识形态方面不尽相同，但我们是从社会发展上、从源头上、从思想上找出中国与俄罗斯曾经是密切相连的，存在相当的一致性，构成两国共同合作的社会基础。

一是在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共同性。从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看，中俄两个民族具有很强的承继性和一致性。马克思主义是当今时代最先进的思想理论和理想信念。中国和苏俄先后接受并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坚持并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实际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了列宁主义阶段。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坚持并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然他也有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方面。现在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明确主张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党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人从苏俄老大哥那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接受了列宁主义，在中国具体实践条件下，坚持并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相结合，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毛泽东讲：“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2]中国与苏俄的工人阶级先进分子都曾共同秉承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理想、信念与思想。中国共产党人以俄为师，学习并承继了以列宁为代表的俄罗斯先进分子所主张的并在实践中曾实现过的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出发、发展和成长离不开苏俄的社会主义样板，我们曾经的先生就是苏俄，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接受社会主义，是受到苏俄先进分子影响的。俄国率先实践了科学社会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把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了实践，中国是从苏俄那里学到了科学社会主义，并且借鉴了苏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中俄两国人民都曾有着共同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方面，在培养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干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方面，社会主义的苏俄都曾给予中国人民大力的支持和帮助。现在俄罗斯与我们有着共同语言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很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俄两国信仰科学社会主义的人们共同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