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中国并不是湄公河地区新秩序构建的唯一主导因素，其发展前景不仅取决于中国或是相关大国的主观战略资源投入和客观国际环境现实，也依赖于参与合作的湄公河国家对地区秩序构建的认知及努力。中国、域外大国与湄公河国家三方的谈判、妥协和博弈将最终决定制度竞合的结果，也影响和决定着地区秩序的结构和走向。不排除域外大国有可能推动湄公河地区形成新的制度安排或对原有制度安排进行调整或改造，来对冲中国在本地区制度建设的尝试。当前推进湄公河地区制度竞合仍充满挑战，但是中国处于相对主动的位置，有着较大的成功可能。

当今世界正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更多的地区将可能出现类似“制度拥堵”的现象，这将成为区域性国际制度建设面临的共性难题。湄公河地区的区域性国际制度普遍具有制度化程度较低、约束力较弱的“软制度”特征，有着较强的弹性与较大的张力，这使得各个区域性国际制度间竞争与合作的回旋空间更为广阔，也使得该地区更有可能率先探索出一条超越“拥堵”的制度竞合模式。在一定区域内权力分配格局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新兴制度建设本身便是与地区现行秩序互动并在互动中重塑地区秩序的过程，制度的建设与秩序的演进是同步的，通过制度竞合促进自身的调适优化是新兴制度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作为澜湄合作的引领者，推进其与地区其他制度的竞合发展不仅是当下中国推进澜湄合作深入发展的务实选择，更是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探索方向。

（卢光盛，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周边外交研究中心教授；金珍，云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