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提前投票对最终得票率的指示作用极为微弱(Trende，2016)，民主党和共和党在提前投票上的差异只能说明民主党选民更倾向于提前投票，而共和党人则更愿意在选举日投票(Silva，2016)，因此才会出现2010年和2014年两次中期选举中民主党提前投票都大大超过共和党但民主党仍然在国会选举中大败的现象。在2016年大选当中，相关数据显示民主党注册选民的提前投票数量在深红的路易斯安那、俄克拉荷马都超过了共和党，但是这种领先没有对最终的选举结果构成指示意义，民主党最终还是大比率输掉了深红州。因此，提前投票最后被视为选民投票习惯的党际差异或者政党选举造势的某种手段，而非预测信号，科学分析提前投票所释放的信息有助于规避其对预测的误导和干扰。

五、结论

“隐藏选民”假说被广泛用于解释民调失准。该假说认为，争议性候选人触发社会期望偏差和群体压力机制，使得其支持者在民调中趋向于隐藏自己的真实偏好，进而导致民调偏差。具体到2016年美国大选中，由于特朗普是极具争议性的非传统候选人，其支持者为避免被贴上负面的社会标签选择隐藏自己的投票偏好，进而导致民调低估了特朗普的实际支持率。本文从五个层面对该假说进行了检验，我们发现：(1)特朗普的争议性并没有造成其初选时的支持率被低估，初选中民调机构在数个关键州甚至高估了特朗普的得票率，这表明并不存在大量的“隐藏选民”现象；(2)各州特朗普的支持度与民调低估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选民并没有因为群体压力的增大(所在州特朗普的支持度低)而隐藏投票偏好；(3)各州大学以上人口比例与民调低估度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说明选民并没有因为社会期望和群体压力的增大(身处高学历群体) 而隐藏投票偏好；(4)在2016年参议院改选中争议性较小的共和党建制派候选人的得票率同样存在普遍被民调低估的现象，这说明特朗普的支持率被低估并非孤例，且并非候选人的高度争议性所引发的“隐藏选民”现象所导致；(5)欧洲极右政党的选前民调普遍较准，甚至存在被高估的现象，这说明政党或者候选人的高度争议性并不必然带来“隐藏选民”现象。因此，“隐藏选民”并不能为2016年大选的民调失准提供充分的解释，民调偏差的真正原因需要从其他方面进行挖掘。 

首先，美国大选民调应更加关注两党初选动员对选民支持结构的重塑。在2016年选举中，两党初选中共和党初选参与度的大幅上升和民主党初选参与度的相对萎缩，两党基本盘在初选中的重新调整，跨党派投票现象的出现以及新加入共和党初选的“被遗忘选民”等等，都未能被民调机构及时有效地捕捉到，这是造成民调出现偏差的重要原因。重新看待初选对民调抽样的意义，把握初选与大选之间规律性的联接，将有益于改进大选民调。其次，准确识别关键选民群体对选举结果的影响，有助于提升预测的准确度。相较于高度集中分布的拉丁裔选民，非裔选民对关键摇摆州具有更大的影响，加强对摇摆州非裔选民投票倾向和投票率的追踪把握，将对提高民调预测力有所助益。再次，需要客观精准地评估提前投票的指示意义，减少甚至排除噪音信息对民调的干扰。民主党在提前投票中的优势更多的是两党选民投票习惯的差异所致，与选情趋势关联甚微，研判信号(signal)和噪音(noise)将有助于提升预测准确度。最后，学术界应该在民调之外探索新的、多样化的预测方法，例如依托仿真模拟和网络大数据等前沿技术手段，摆脱民意调查的诸多局限，推动选举预测的突破性发展。

（王中原，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讲师；吴纪远，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