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初选阶段民调的准确性和误差方向的检验表明特朗普的支持者并没有在初选中刻意隐藏自身的真实偏好，所谓社会期望偏差和群体压力的传导机制并未对初选民调构成显著干扰。当然反对者会指出，初选时特朗普的支持者更极端、更不屑于掩盖自己的观点，但是在特朗普的高度争议性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其得票率在很多州的初选中低于民调，这已与假说形成直接冲突，说明该假说无法为民调的系统性误差提供充分解释。我们将从不同选举单位和选民群体的投票倾向出发，进一步检验该假说。

（二）验证2：深蓝州和深红州的民调

“隐藏选民”假说认为，特朗普的支持者因为受社会期望和群体压力的影响而选择隐藏自己的真实投票倾向，其暗含的推导是当特朗普支持者面临的外部群体压力较大时就更倾向于隐藏其真实偏好，外部群体压力较小时则更易于表达自己的真实偏好。当前美国主流民调机构多使用电话或上门面访等形式，受访者面对民调机构是否愿意表达自己的真实偏好与其在公开场合是否愿意表达真实观点，两者背后的作用机制是相似的。选民在日常交往中受群体压力产生的反应模式(社会期望偏差)往往会对其面对调查机构时的回应模式(隐藏偏好)产生传导效应。 

具体到2016年美国大选，按照“隐藏选民”假设的逻辑推演，在一定区域内，当周围特朗普的反对者较多时，特朗普的支持者将会面临明显的群体压力和社会期望负担，从而在日常交往和面对民意调查时表现出防御性姿态、倾向于掩盖自己的真实偏好，导致民调低估了特朗普的实际支持率。相反，当周围有较多的人支持特朗普时，群体压力便会相对减小，那么特朗普的支持者就更容易表达自己的真实偏好，该区域的民调也就更趋于准确。就此推理，特朗普在一个地区内的实际支持率应该与该地区的民调误差之间呈现负相关的关系。 

通过对特朗普在各州的实际支持率(得票率的大小)与选前的特朗普平均民调领先误差(低估度)进行回归，我们发现二者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R2=0.424，p＜0.01)，这表明特朗普在一州的实际支持率越高，则其民调的低估误差反而越大(见图1)，该结果与“隐藏选民”假说的推理恰好相反。在对各州的老龄人口比例、失业率、家庭收入中位数、注册选民比率、投票率、白人选民比例等变量进行控制之后，回归模型显示民调误差与支持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依旧显著(Ｒ2=0.583，p＜0.01) ，进一步说明特朗普支持者并没有因为周围支持者少(群体压力较大)而显著隐藏其投票偏好。

检验结果说明“隐藏选民”假说在解释特朗普现象上存在一定漏洞。需要指出的是，选民所在州的特朗普支持率并不能完全精确地反映每个选民面临的具体群体环境，例如民主党控制的深蓝州里可能存在支持共和党的深红选区，因此使用州一级的数据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能下沉到选区层级对民调误差和特朗普支持率进行分析将获得更好的验证，但目前选区层面的系统民调数据相对缺乏，使用州一级的得票率和民调误差数据进行检验在相对中观的层面上反映了问题，验证结果与“隐藏选民”的逻辑推导互相矛盾，从一个侧面反驳了该假说。

(三) 验证3：高学历的“隐藏选民”

主张“隐藏选民”假说的研究通常认为，特朗普支持者当中的高学历群体相较于低学历群体更倾向于在民调中隐藏自己的真实偏好(Enns et al. ，2017)。这些研究凭借的依然是社会期望和群体压力的解释机制，即因为在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社群当中支持特朗普的选民较少(Silver，2016; Tyson ＆ Maniam，2016)，使得生活在高学历社群的特朗普支持者会面临更大的群体压力和社会期望负担。与验证2的推理相似，这些生活在高学历社群的特朗普支持者为了避免被贴上负面的社会标签，在日常交往和接收民调访问时会带有更为敏感的防御心理、更倾向于隐藏自己的偏好，导致民调更容易低估特朗普在该群体中的实际支持率。相反，如果身处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社群当中，特朗普支持者所面临的群体压力和社会期望负担相对较小。因而在接受民意调查时顾虑更少，更容易表达自己的真实投票偏好，该群体当中的民调准确率也就相对更高。总之，按照“隐藏选民”假说的推演，一个地区特朗普的民调低估度理应与该地区拥有大学学历以上人口的比例呈现正相关的关系。 

如图2所示，本文对美国各州获得大学学历以上的人口比例与特朗普的平均民调领先误差(低估度)进行回归分析发现，两者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Ｒ2=0.235，p＜0.01)，在对各州的人口老龄化比例、失业率、家庭收入中位数、注册选民占总人口比率、投票率、白人选民比例等变量进行控制之后，回归模型显示民调低估误差与大学学历比例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依然稳健(Ｒ2=0.474，p＜0.01)，该结果再次与“隐藏选民”的推导相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