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论与建议

新冠疫情冲击是一场整个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它与国际社会面临的其他全球公害问题是一致的。一般而言，在面临共同挑战时各国很容易达成国际合作，这是理性选择的必然逻辑。然而，自疫情暴发以来，各国间普遍缺乏合作，国际组织也在疫情面前表现出行动迟缓和效率低下的问题。关于如何解释抗疫合作之难现象，学界提出了一些回答，要么将合作之难归结为国际无政府状态下的权力竞争，要么归结为国家的制度傲慢，然而这些解释普遍存在解释力不足的问题。

通过考察不同合作框架在抗疫合作中的表现，发现形形色色全球卫生治理合作框架之所以表现乏力，并非受制于大国竞争的权力政治，而是受制于复杂的国内政治。面对新冠疫情的冲击，当今世界的医疗资源主要集中在国家手中，像世界卫生组织这样的国际治理框架仅仅是提供专业指导意见，并没有统一调配医疗资源和各种物资的合法权力，甚至对于疫情相关信息也受到不同国家态度的影响而行动迟缓。因此，国际卫生治理框架存在着国际合作与国内政治的脱节，迄今为止的全球化主要体现为经济全球化，商品、资本、人员、信息等已经实现了跨国快速流动，但医疗、教育、就业、监管等治理资源并没有确立起治理全球化，像WHO这样的国际卫生治理机制存在着严重的“治理赤字”：经济全球化一条腿长，治理全球化一条腿短。此种“治理赤字”面对疫情的时候，就对国家治理能力和合作意愿产生了严重的依赖，当一个国家治理能力较强，且与国际组织合作意愿积极的时候，疫情治理的效果就比较好，比如中国的抗疫成就。相反，当一个国家治理能力弱，或者与国际组织合作意愿比较低的情况下，疫情治理的效果就比较差。

长期以来，世界卫生组织应对一些局部疫情的实践表明，这一“治理赤字”早就有所征兆。抗疫合作取决于医疗资源、信息资源和政策资源的统筹，然而这些资源均掌握在国家手里，造成了国际合作框架的治理能力赤字，尤其是没有建立国际联防联控机制，缺乏平时的演练。然而，面对2020年的新冠疫情这样的真正全球性的流行病，即便是经济发展水平高、治理能力强的欧美发达国家，由于缺乏治理全球化的深度改革，或者表现出较低的合作意愿时，单靠一己之力也无法有效抗击疫情。诚如习近平主席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时所说，“国际上的问题林林总总，归结起来就是要解决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问题。”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新冠疫情冲击引发的不是全球化的倒退（De-globalization），而是全球化的自我调整。展望未来，世界经济要想实现更好发展，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必须相应发展，这要求推动从经济全球化到治理全球化的“深度全球化”（Deep Globalization）。深度全球化要求聚焦“治理赤字”，要求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向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这种治理挑战不仅需要利益观的调整，更需要价值观的调整。面对全球性挑战，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实践得出的重要结论。

（作者是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