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案例检验：大国协调模式

在处于无政府状态条件下，当各方恪守博弈论策略的时候，国际合作会呈现出大国协调模式。现有的大国协调模式主要体现为以G20为平台的大国协调机制以及美国、中国、俄罗斯、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日本等大国之间的复杂互动，既包括传统大国间的大国协调，比如七国集团；也包括新兴大国间的合作平台，比如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机制；还包括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间的互动，比如中美关系等。观察大国协调关系及其存在的问题，是理解国际合作之难的可行路径。

二十国集团（G20）由七国集团财长会议于1999年倡议成立，最初为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机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升格为领导人峰会。G20成员涵盖面广，代表性强，G20的构成兼顾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不同地域的利益平衡，其按照协商一致原则运作，目前无常设机构，主要依靠大国协调。作为一个危机应对机制，G20在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上表现突出，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及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做出重要贡献。2014年埃博拉肆虐西非国家时，G20集团亦讨论过疫情问题，但当时没有就出资提供任何承诺，只是发表声明表示要击退疫情。在2016年9月杭州峰会期间，G20发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公报》指明G20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的新方向。2020年3月26日，在主席国沙特阿拉伯的推动下，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峰会发表声明表示要采取一致行动，向全球经济注入5万亿美元以应对疫情，加强全球合作，强调加强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4月19日，二十国集团（G20）卫生部部长视频会议召开，再次号召全球抗疫行动需秉持和衷共济理念，团结协作，以共同努力尽早战胜新冠疫情。从各国的表现来看，各国基本上采取了本国至上的政策立场，集中应对本国的疫情，在国际合作上进展缓慢。显然，尽管各国在G20的国际治理平台上连为一体，但治理资源仍然没有实现机制化合作，国际合作与否仍然要靠各个国家的自觉自愿，“治理赤字”是制约G20能力之下的重要根源。

和G20框架内的大国协调类似，其他大国协调的平台也表现出了不高的合作水平。在以G7框架的传统大国关系中，美国与其他大国的合作也非常有限，美国一度希望推动针对中国的统一战线，也没有被其他大国接受。在新兴大国之间，除中国与俄罗斯等新兴大国抗疫合作表现突出外，其他新兴大国间的合作也十分有限。作为新兴大国与传统大国关系代表的中美关系，非但没有因为疫情出现密切协调的缓和趋势，反而在疫情治理上出现更多摩擦和分歧，出现了老问题与新问题交织发展的势头。与G20等合作框架相比，大国关系中的治理资源赤字更大，合作难度也更大。

综合考察大国协调模式，不难发现大国关系在应对疫情冲击上除一些信息通报、经验分享、物资捐助外，合作程度非常有限。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主要原因不仅包括大国力量对比的权力政治，更包括复杂的国内政治，尤其是当疫情在各大国内部日益严重的时刻，复杂的国内政治斗争造成的观众成本很快就转移到国际关系之中，国内政治斗争越激烈的国家，转嫁危机和牺牲大国关系的倾向越突出。像中国这样国内局势比较稳定的国家，则更倾向于积极参与国际抗疫合作。

（三）案例检验：互助合作模式

在处于等级制状态条件下，当各方恪守尊重制度论策略的时候，国际合作会呈现援助合作模式。这一模式意味着当一个国家国内受到疫情的重大打击，当其他国家恪守尊重该国的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政治制度的立场，防控疫情会出现援助和互助合作的模式，主要表现为国家之间的相互援助、一些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援助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全球公私伙伴关系。

最典型的例子是疫情冲击下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深化与各方的合作。自疫情暴发之初，中国坚定支持世界卫生组织，积极配合世界卫生组织一道开展抗疫工作，积极参与G20特别峰会，积极参与双边和多边合作，成为疫情背景下国际乱局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在中国暴发疫情的阶段，国际社会给予中国很大的援助。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提出，截至2月5日中午，韩国、日本、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匈牙利、白俄罗斯、土耳其、伊朗、阿联酋、阿尔及利亚、埃及、澳大利亚、新西兰、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等21个国家政府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十多个国际组织向中方捐助了疫情防控物资。尤其是日本在捐赠给武汉的物资包装箱上写着“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岂曰无衣，与子同裳”，以及日本学校提醒孩子不要恶意评价武汉等，这些深深地感动了中国人民。在疫情在世界各国蔓延的时刻，中国积极援助其他国家的抗疫工作。中国通过东盟—中国或东盟与中日韩（10+3）卫生合作平台开展技术协调、援助及信息共享等相关工作。截止到2020年4月中旬，除了支持东盟团结抗疫之外，中国向127个国家和4个国际组织提供包括医用口罩、防护服、检测试剂等在内的物资援助，向世卫组织捐助2000万美元，累计向11国派出13支医疗专家组，同东北亚、南亚、中东欧、非洲、拉美和加勒比以及南太等地区的150多个国家以及东盟、欧盟、非盟、上合组织、加共体等国际组织举行了近70多场专家视频会，中国地方政府、企业和民间团体已向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组织捐赠了医疗物资，中国推动的抗疫合作对维系全球脆弱的合作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另外，一些非政府组织和企业成为国际合作的新生力量，尤其在大国关系紧张的背景下为推动国际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作为全球最大的私人慈善基金会，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在疫情期间给予了中国很大支持。盖茨基金会由比尔·盖茨（Bill Gates）及其夫人梅琳达（Melinda Gates）共同成立，在疾病防控、扶贫减贫等多个领域同中国长期开展合作。1月27日，盖茨基金会宣布提供500万美元紧急赠款，支持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2月5日，盖茨基金会承诺投入最高1亿美元赠款，其中一部分用于直接帮助中国加速在药物、疫苗及诊断方法研发等方面的工作。2月2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给美国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比尔·盖茨回信，感谢他和盖茨基金会对中国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工作的支持，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协调、共同抗击疫情。显然，完全否定抗疫期间的合作是不客观的，实际的情况是国际合作是否顺利取决于合作的条件和各国的政策立场，只要各方表现出积极合作的意愿，且能够将医疗资源和救助物资进行统一调配，集中支持救助疫区，消除国际合作治理存在的“治理赤字”，无论是中国的国内合作抗疫，还是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公司的国际合作抗疫，其抗疫绩效还是非常有成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