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欧美发达国家都已采取大规模经济刺激措施，比如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于3月25日和27日先后表决通过2万亿美元经济刺激法案且法案获得特朗普总统签署，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财政刺激法案启动。然而，2020年经济负增长应是大局已定，就连经济表现最好的中国在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6.8%，为1992年有季度统计以来的首次负增长。作为占全球经济总量超过50%的中美经济来说，相比疫情冲击，经济危机的“次生灾害”更加令人惊心动魄。

三是社会政治冲击。2020年4月21日，世界粮食计划署指出全球面临严重粮食危机的人口将超过2.65亿，这会影响一些国家比如伊拉克、菲律宾、印尼、中亚国家和非洲国家等国家的粮食安全，特别是食品价格的通胀压力日益增大。3月24日，越南率先公布禁止任何形式出口各种大米，哈萨克斯坦、塞尔维亚、俄罗斯、马来西亚、印度等粮油出口国也纷纷宣布限制令。受疫情冲击和经济衰退的影响，各国失业人数明显上升，截至4月11日，美国失业人数大幅攀升，连续四周的失业人数高达2200万人。随着居家令的延长，普通民众的心理承受能力也达到极限，美国一些州陆续发生抗议活动，要求立刻解除居家令。4月16日，俄亥俄州、弗吉尼亚州、纽约州、犹他州、肯塔基州及密歇根州等相继爆发抗议封城的大型示威游行。与此同时，受到社会交往距离的限制，社会信任度不断走低，引发了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排外情绪在欧美发达国家的上升，政党极化之争进一步被燃爆，社会心理问题日益严重。欧洲各国内部的民粹化情绪不降反升，导致欧洲团结的空心化，欧洲一体化进程面临反复的危险。此外，伊斯兰世界在疫情冲击下贫富分化加剧，伊斯兰信众的宗教生活受到影响，社会中充斥着焦虑情绪和激进排外情绪，这种情绪在中东、非洲和拉美等广大发展中国家蔓延，此种社会病毒比新型冠状病毒的危害性尤甚。

不难看出，疫情已对整个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造成非常大的冲击，疫情暴发所引发的次生灾害超出预期，表现为“疫情冲击”（Pandemic Shock）和“舆情冲击”（Panic Shock）的双重打击：经济衰退、社会停摆、治理赤字等众多问题对整个世界经济、社会甚至安全和战略方面都有非常大的影响。面对新冠病毒的全球疫情，全球范围内已没有赢家，疫情发展已成为整个人类面对的全球性大危机，由此造成的次生灾害很可能切断全球生产链和供应链，不仅国内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面临着严峻的危机，在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领域也制造了合作之难。如何准确把握疫情治理合作之难的内在原因，妥善化解国际关系中的摩擦和冲突，已成为当今世界面临的严峻挑战。

二、合作之难 

作为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疫情本应给国际关系创造合作机会，有利于塑造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那样的大国合作。然而恰恰相反，大国关系自疫情暴发后非但没有改善，反而更加紧张，这表现为一些大国竭力将疫情政治化，对他国污名化，甚至在疫情期间截留他国医疗物资，挑起不同族群间矛盾，努力分散民众注意力，释放国内观众成本，导致国际关系更加紧张，合作更加困难。

疫情冲击导致大国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的竞争进一步激烈。一些美国政客将新冠病毒称作“中国病毒”或“武汉病毒”，公开要求媒体统一口径抹黑他国，甚至还施压盟友和伙伴一道污名化他国。4月15日，美国福克斯新闻报道称，“新冠病毒不是中国的生物武器项目，而是中国科研努力的一部分，目的是要证明中国在识别和抗击病毒方面并不比美国差。”此外，以众议员史密斯、莱特和参议员克鲁兹、霍利等为代表，一些政客不断推出涉疫情法案，加大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对中国发起所谓“赔偿诉讼”，还要求对所谓“压制医学专家、记者和异见人士的中国官员”进行制裁，并在世界范围内挑起争议，通过将矛盾转移到中国头上来推卸责任。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20年3月25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七国集团外长会议上借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进行大肆“攻击”，声称中国应该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负责，欧洲六国外长对蓬佩奥“抹黑中国”的行为进行了猛烈抨击，并拒绝签署由美国提出的包括“指责中国是新冠流行病蔓延的罪魁祸首”的联合声明。2月18日，美国国务院宣布收紧对5家中国主流媒体在美业务的限制，把它们在美国的分支机构按照外国使团来对待。2月19日，中国外交部正式宣布自即日起吊销美国《华尔街日报》3名驻京记者的记者证，作为对该报发布诋毁、歧视性报道的恶劣行径、且拒不道歉的傲慢态度的回应。在疫情挑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中美战略竞争非但没有偃旗息鼓，反而越来越扩散到其他领域，令许多评论家担忧出现“中美新冷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