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两大阵营进入南亚 ( 1947—1962)
相比于欧洲和东亚，冷战进入南亚更迟，南亚在美苏之争中的重要性也不是很突出。直到冷战全面形成并蔓延至中东后，也就是 20 世纪 5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战略界和政策界基于同苏联竞争的需要，才将视野转到了南亚。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主要目标是防止多米诺骨牌倒下而南亚国家的共产党上台执政，保护中东石油运输以及印度洋航线安全。其更核心的战略诉求是鼓励南亚国家加入阵营。但是，绝大多数南亚国家都持不结盟政策立场，只有巴基斯坦一开始选择了与美结盟的政策。一定意义上说，正是巴基斯坦将冷战带入南亚。
1947—1948 年的第一次印巴战争，给巴基斯坦造成严重的经济困难，也加深了印巴敌对。出于对抗印度的需要，可以作为巴基斯坦战略依靠的只有美国和苏联两个大国。而且，相比于印度，巴基斯坦国内的左翼力量要小得多，其穆斯林联盟的精英阶层都毕业于英国贵族学校，表现出亲西方的意识形态倾向。
1954 年是这一时期南亚地缘政治格局发展的关键节点。这一年，巴基斯坦正式加入美 国 控 制 的 东 南 亚 条约 组织 ( South East Asia TreatyOrganization) ，成为美国的非北约盟友。1955 年又加入中央条约组织( Central Treaty Organization) ，到 1957 年巴基斯坦甚至给美国提供了 U－2侦察机的基地。作为回报，美国也向巴基斯坦提供了大量武器装备并帮助进行军事训练。
尽管尼赫鲁的意识形态中有费边社会主义思想，其外交政策最初总体上是偏向西方的。但由于尼赫鲁倡导不结盟运动，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令美国多有不快，美印两国关系的发展一直疙疙瘩瘩。随着1954 年巴基斯坦与美国结盟，印度同社会主义阵营的关系也迅速改善。1955 年，赫鲁晓夫访问印度，公开表示支持印度在克什米尔争议上的立场，此举令两国关系得到了巩固。与此同时，中印关系发展迅速。10月尼赫鲁访华，中印关系进入 “兴地－秦尼巴伊－巴伊” ( 印中人民是兄弟) 的发展阶段。在国际多边舞台上，尼赫鲁积极支持中国参加万隆亚非会议，两国领导层开始频繁互访，民间各界交流热烈。直到 1959 年后，中印关系才开始逐渐转差。
美国的南亚战略目标服务于其反苏反共的大目标，而不是帮助巴基斯坦对抗印度。因此，美国这一时期并不希望在南亚形成 “非印即巴”的两难局面，也不希望印度国内强大的左翼力量 ( 印共) 壮大起来。为此，1958 年开始，美国开始增加对印度的军事、政治、经济援助和支持。1959 年中印关系出现裂缝后，美国更是加大了对印度的拉拢。到 1961 年肯尼迪政府上台后，美国逐渐将南亚战略的重心放在了印度身上，反倒忽视了巴基斯坦，导致美巴矛盾加大。
简言之，这一时期的南亚格局并没有形成清晰的两大对立阵营。虽然有美巴结盟关系的形成，但是在 1962 年前，美国和英国主要的政策都是要推动印巴和解，以便共同对抗苏联和中国，削弱苏联和中国在南亚的影响力，并没有在印巴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而印度和巴基斯坦在这一时期也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保持着密切来往，印度奉行的不结盟政策更是让其在两大阵营中左右逢源。
(二) 两大阵营分化，美消苏长 ( 1962—1971)
这一时期，最大的变化是美苏两大阵营内部在南亚政策上出现了分化。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随着中苏分裂和中国逐步脱离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中苏两国采取了截然相反的南亚政策。在资本主义阵营中，巴基斯坦同美国的同盟关系急剧恶化，导致巴基斯坦同中国形成事实上的同盟，在南亚共同对抗印度。但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并没有在印巴之间明确站队。苏联在这一时期的战略竞争中明显占据上风。
1962 年的中印边界战争导致中印交恶，走向战略对抗。1963 年 3 月，中巴正式签订 《关于中国新疆和由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各个地区相接壤的边界的协定》，中巴关系开始密切，逐步形成事实上的盟友关系。1965 年 8 月印巴第二次战争爆发，中国最初向巴提供舆论声援和外交支持。随着印度开辟新战场，越界攻击巴基斯坦本土，巴基斯坦寻求中国帮助。
1965 年 9 月 17 日，中国外交部向印度递交了一份强硬照会，严正要求印度政府在收到照会后三天内拆除中锡边界印军入侵工事，立即停止印军一切入侵活动，并保证不再骚扰。中国最后通牒式的照会,有力地支援了巴基斯坦。第二次印巴战争后，中国开始向巴基斯坦提供越来越多的军备支持。1966 年，开始修建连接中巴的喀喇昆仑公路，并于 1978 年 6 月 18 日实现全线通车。
与此相对的是，由于肯尼迪政府在 1962 年中印边界战争中对印度提供大量军援损害巴基斯坦的安全，令巴基斯坦尤为不满，美巴关系进一步下滑。一方面，巴基斯坦延续了 1960 年前后就开始的外交政策调整，逐步走近中国和苏联。1965 年第二次印巴战争，美国对印巴采取的军品“禁运”政策实际上却帮助了印度，损害了巴基斯坦，加剧了美巴关系的破裂态势。另一方面，1964 年 5 月尼赫鲁去世后，拉尔·巴哈杜尔·夏斯特里成为印度第二任总理，印度外交也朝着亲苏的方向发展。这两方面因素的结合，直接导致苏联主导的第二次印巴战争最后调解和解决，苏联反倒成了对印巴都具有更大影响力的国家。
简言之，这一时期南亚形成了中巴对印的战略格局，但是美苏都试图在印巴之间采取平衡外交。中国与美苏两国同时对抗，奉行 “两个拳头打人”的外交政策，一定程度上也给美巴关系的维持造成了压力，美国不时施压巴基斯坦不要同中国结盟。而苏联也通过发展同巴基斯坦的关系来向印度施压，希望印度不要同美国走得太近。印巴两国试图左右逢源的对外政策都面临着巨大的考验。
(三) 南亚两大阵营的对立 ( 1971—1991)
这一时期南亚形成了清晰的两大阵营。1971 年基辛格通过巴基斯坦渠道实现秘密访华，中美关系开始解冻。同时，随着 1971 年底印度与苏联签订 《和平友好条约》而结为事实上的同盟，南亚的地缘政治形势就逐渐形成了苏印与美中巴两大阵营对立的基本格局。这一格局尽管有过松动，如 1977 年美国卡特总统上台和 1977 年印度德赛总理上台，美巴关系、印苏关系都略有小幅调整，但是大的战略格局没有发生变化，一直维持到 1991 年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
1971 年印度试图肢解巴基斯坦，美国派 “企业号” 航空母舰进入孟加拉湾威慑印度，同期印度要求苏联舰队进入印度洋帮忙，导致最终形成了印度、苏联与美国、巴基斯坦、中国的对抗战略格局。其间，中国同美国协调立场与对策，为共同遏制印度扩大对巴基斯坦的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对巴基斯坦给予了坚决的政治支持。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初期即坚决反对只停火不撤军的决议，随后又迅速支持阿根廷等国要求停火和撤军的决议，并且将此案提交联合国大会紧急审议，结果联大以压倒多数通过了阿根廷等国提出的决议。
1979 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亲美的巴列维王朝被推翻，再加上同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巴基斯坦在美国南亚战略中的重要性更是得以凸显和提升。与此同时，1978 年 12 月中国开始了工作重心转移，中国外交战略随之作出重大调整，提出了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外交要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着重服务于国内发展经济的任务，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在这一大背景下，苏印与美中巴的抗衡战略格局得到进一步加强。
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随着美苏关系缓和，苏联 1988 年开始从阿富汗撤军，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 1988 年访华实现中印关系正常化，1989年中苏关系正常化，南亚地区的苏印对美中巴的战略格局也逐渐瓦解。
简言之，这一时期的南亚格局形成了清晰的苏印与美中巴的两大阵营对立的战略格局。其中，中国在 1978 年后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专注于国内经济建设，逐步调整同印度和苏联的关系。这两大阵营的对立，主要表现为苏印与美巴的对抗，而巴基斯坦同苏联在阿富汗的对抗是其这一时期的主要形式。也正因为如此，俄罗斯迄今认为，苏联解体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巴基斯坦造成的，这也阻碍了冷战后两国关系的改善。
(四) 单极体系下的战略格局大调整 ( 1991—2013)
苏联解体，阿富汗战争的结束，使得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印巴在几个大国争夺中左右逢源的可能性下降，南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