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存在，对彼此来说都是本体意义上的生存威胁。在印度的民族主义者看来，印度包含了大英帝国在南亚统治的全部领土，而巴基斯坦的成立则是大英帝国强加给他们的政治后果。印度认为，作为 “穆斯林家园”存在的巴基斯坦对其主权安全构成威胁，因为印度国内仍生活着 2 亿多穆斯林。巴基斯坦发展好了，则证明印巴分治是正确的选择，进而可能危及印度穆斯林对印度的国家认同。而印度也正因为这一质疑，一直被巴基斯坦视为最大的生存威胁。

加剧这一 “本体安全”的分歧是，印度寻求地区霸主角色，而巴基斯坦则一直寻求同印度的平等地位。在印度看来，它和巴基斯坦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国家，印度应该是具有战略抱负的全球性大国，不应将视野聚焦在同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的安全关系上，其他大国也不应该将印巴两国置于对等的位置和角色上。但是，对巴基斯坦而言，虽然印巴实力的差距较大，但是巴基斯坦是南亚第二大国家，而且分治之初巴基斯坦的军事力量也较强，因此巴基斯坦总是寻求同印度平等的国际地位。20 世纪 90 年代末后，印巴同时拥有核武器，反倒为巴获得了寻求同印度平等地位的信心。

此外，加上印巴分治导致的纷繁多样的现实利益的矛盾冲突，使得印巴关系具有高度的冲突性。1947 年分治之后，印巴的矛盾涉及方方面面。其核心的争议问题包括克什米尔问题 ( 涉及主权归属) 、水资源分配( 印度在上游，可控制水源向巴供水) ，还有其他各种各样问题上的分歧，如阿富汗问题等。再加上三次印巴战争、1987 年的大规模武装冲突、1999 年的卡吉尔冲突等，对抗和战争使得两国争议的问题更难以解决，敌对情绪可以说弥散在两国社会的各个层面。

除了印巴冲突，南亚国家之间的 “凝聚力”也并不强。事实上，这些国家内部的身份认同和 “叙述”是彼此对立的。在大英帝国统治时期，南亚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一个整体。但是，这种 “共同性”在各个国家分别独立后，反而被看作是一种 “威胁”。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对自己国家历史的 “叙述” 就存在很大的 “冲突性”。巴基斯坦在“民族叙事”中试图脱离同印度的联系，特别是强调伊斯兰教对南亚地区的征服，同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叙述则具有根本性冲突。孟加拉国原本是巴基斯坦的一部分 ( 东巴基斯坦) ，在 1971 年独立后，上台执政的人民联盟喜欢诉诸一套巴基斯坦 “征服”和 “虐待”孟加拉族人的 “历史叙述”，通过惩罚 1971 年战犯等措施，使得孟加拉国的民族主义与巴基斯坦对立起来。尼泊尔虽然是印度教主导的国家，却需要强调自己同印度的差别，彰显其民族主义。可以说，南亚国家之间的不同身份叙事加剧了这种政治身份上的分离感。

(二) 印度同南亚小国之间的控制与反控制之争

决定南亚区域国际关系的另一组力量来自印度同南亚小国之间的控制与反控制之争。印度虽然在南亚具有绝对的实力优势和霸主地位，但是南亚小国却并没有对印度百依百顺，反倒是印度的实力优势，引发了南亚小国对印度的怀疑和忧虑。这种忧虑主要源于印度采取霸权主义的地区政策。印度独立之初，继承了大英帝国在南亚采取的霸权式外交，也承续了大英帝国对不丹、尼泊尔、锡金等小国的控制，规定这些国家的国防、外交、经济等重要领域要接受印度的 “指导”。直至 2007 年，印度和不丹重新签署友好条约之后，双方在法律上才形成正常的国家间关系。而尼泊尔迄今尚未实现同印度重新签订平等条约的诉求。

更严重的是，印度对南亚其他小国的武力兼并和内政干涉，让南亚小国切身感受到生存危机。1971 年印度肢解了巴基斯坦，1975 年吞并了锡金，还不时对南亚小国的内政横加干涉，最典型的莫过于 20 世纪 80 年代印度直接派兵干涉斯里兰卡、马尔代夫的内政。近年来，印度也是保持 “一贯做法”。2013 年 7 月不丹大选前，印度宣布停止对不丹家用煤气和柴油的补贴，立即使印度颇为不满的不丹和平繁荣党落败。2015 年 9月后，印度为了支持马德西人 ( 取得尼泊尔公民资格的印度裔) 的政治诉求——要在与印度接壤的特莱平原建立一个马德西人的邦，故意采取 “半禁运”的方式使得尼泊尔举国陷入油气荒，以迫使尼泊尔政府赋予马德西人更大的政治权力。

印度的这些政策举措无疑让南亚其他小国的安全感极为脆弱，由此也造成相互信任度非常低。另一个消极影响则是，南亚的区域整合和地区一体化迟迟难以实现质的变化，迄今南亚区域内贸易依存度仅达到5%，相比之下，东亚国家之间则远远高于40%。印度凭借南亚小国对它的经济依赖来推行自己地区政策的做法，反倒让南亚小国高度怀疑印度推动地区经济整合的动机。例如，印度不允许不丹同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建交，阻碍不丹同中国建交并解决边界问题。印度的这种控制力主要来自不丹对印度形成的经济高度依赖。以 2015 年为例，不丹 79%的进口商品来自印度，90%出口到印度。加上喜马拉雅山的阻隔，导致不丹的进出口只能通过印度加尔各答口岸过境。

一方面，南亚小国试图改变这种对印度的完全依赖。尼泊尔一直在推动改变同印度的全面依赖关系。由于 1950 年签订的 《尼印和平友好条约》规定两国开放边界政策，彼此国民在对方境内享受国民待遇 ( 如工作、经商与置业)这就使得大量尼泊尔人在印度工作和生活，印度得以在尼泊尔招募大量廓尔喀人到印度军队服役，大量印度人在尼泊尔工作、拥有财产或做生意，印度的货币也可在尼泊尔通用，尼泊尔的社会精英大部分到印度接受教育。这一现状致使很多尼泊尔人开始担忧国家 “锡金化”，因此尼泊尔不断有声音要求废除或者修订 《尼印和平友好条约》。2008 年尼共领导人普拉昌达上台后，提出要废除这一不平等条约，重新审议尼印两国签署的其他条约。然而由于尼泊尔内政及来自印度方面的阻力，迄今仍未解决这一问题。

另一方面，南亚小国也不断借助域外大国和邻近强国的力量来平衡印度。对巴基斯坦而言，主要是运用两种策略应对印度的地区实力优势，一是采取非对称战略，即常常为印度所诟病的 “恐怖主义”，另一则是采取外部结盟的方法。巴基斯坦建国以来就一直奉行积极结盟的政策，凭借自己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如冷战时期向美国提供 U－2 侦察机军事基地、作为 2001 年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的后勤基地和过境走廊，通过同美国结盟来抵消印度的实力优势。

同样，南亚小国也集体提出一些重要倡议来平衡印度。例如，斯里兰卡力推的 “印度洋和平区”倡议尽管受到印度的强烈抵制，最终还是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支持。1985 年成立的南亚国家联盟 ( SAARC) ，也曾一度被印度视为孟加拉国带着南亚小国抱团施压印度的平台。南亚国家还试图吸引其他大国参加南亚国家联盟，来抵消印度在地区组织中的优势，如 2005 年 11 月在达卡举行的第 13 届南盟峰会上，尼泊尔等国坚持南盟要吸收中国成为正式成员国。但是，印度一直力阻中国加入。最终，中国、美国、日本、韩国等都被吸收成为南盟观察员国。

总而言之，大英帝国撤离后的南亚形成了一个单极的地缘格局。这一基本格局塑造并决定了南亚国家之间的战略互动。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地缘政治斗争是主导这一区域国际关系的核心，而南亚小国同印度之间展开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则是构成这一区域国际关系的重要一面。除此之外，影响这一地区更重要的因素则是其他大国的涉入。

二、大国在南亚的战略博弈 ( 1947—2013)

长期以来，南亚在国际政治中的显要度并不高。在整个冷战时期，南亚都处在美苏争霸的边缘位置。这就决定了大国对南亚的涉入并没有延续性，都是基于这一地区爆发的重大事件才采取的应激性策略。一旦事件平息或者情况发生变化，大国的战略关注点就转移出了南亚。

1947 年印巴分治以来，深度涉入南亚事务的主要大国是美国、中国、苏联 ( 后来的俄罗斯) 和英国。纵观 70 多年来大国在南亚的战略博弈，可以发现，巴基斯坦和其他南亚小国是 “邀请” 大国涉入的主要力量，而印度则在一直抵制其他大国的涉入。主要基于自身的地区实力优势，印度并不希望其他大国介入南亚地区事务，特别是介入印度同南亚国家的矛盾和冲突。因为，这一方面会降低印度的大国身份，隐含对印度地区霸权和领导者角色的挑战，另一方面印度也是为了阻止其他势力进入南亚，导致这一地区的形势变得更加复杂。

英国在南亚的影响力并没有持续太久。二战结束之际，作为前宗主国，英国在南亚地区享有很大的影响力，特别是南亚国家同英国和英联邦保持着传统联系，经济依赖程度颇深。但是，随着英国 20 世纪 60 年代逐渐从东南亚、中东等地撤退，到 70 年代初英国已经成为南亚地区无足轻重的角色，不再是这一地区的关键力量。美国和苏联对南亚的涉入，则是由于二者都是全球性大国，为了冷战战略竞争的需要，不时涉入南亚。中国对南亚事务的涉入，更主要是由于中国是南亚最大的邻国，相互隔着喜马拉雅山脉，南亚形势的发展直接影响中国西南边陲的安全和稳定。按照南亚地缘政治格局的发展历程，1947 年以来的南亚战略博弈可分为如下几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