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巴两国举行联合反恐军事演习。王义桅表示，将来“一带一路”的建设应该考虑怎么给世界提供安全公共产品，让世界更加美好。视觉中国 资料

“如何评估和管控‘一带一路’面临的安全风险，如何构建‘一带一路’可持续安全的地缘政治学，如何在安全可控的基础上稳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与经济合作等等，均是实施‘一带一路’战略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上海政法学院校长刘晓红教授在首届“一带一路”安全研究高层论坛开幕式的致辞中，点明了举行本次论坛的学术与现实意义。

这次会议于6月11日在上海政法学院召开，由上海政法学院与国际关系学院共同主办。来自全国近20所高校及科研机构的代表就“一带一路”相关的安全问题、外交战略、文化宗教、区域治理、经济合作等主题展开了广泛的研讨。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杨洁勉研究员在主旨演讲中表示，对于“一带一路”的安全问题，学界可以在五个方面大有作为，即：参与安全问题；安全案例分析；安全归类探索；安全理论建设；安全咨询建议。

无论有没有“一带一路”，风险都在那儿

“一带一路”建设中面临诸多风险，与会专家基本都认同这一点。杨洁勉在主旨演讲中引用国际关系学院储殷教授的观点，认为具体存在五大风险：安全风险、政治风险、经济风险、法律风险和社会风险。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郭宪纲则从“一带一路”必经地区的安全形势、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法律体系的差异、沿线国家的政治稳定性、沿线国家的财政状况等几个方面，详细论述了“一带一路”建设中所需克服的安全、法律、政治、金融这四方面的风险。

中国人民大学的王义桅教授认为，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风险是不可避免的。他说，“从2010年到2040年的30年是世界转型期”，“一带一路”的建设恰逢这个大转型时期，“这三十年是世界处于大碰撞的时期”，即使我们不搞“一带一路”也“一样有风险”。

而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郭学堂教授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转型期会有风险的必然性，他认为目前正是世界格局大转变时期，“没有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对自己的定位感到满意的”，在大国战略转型期，“这种现象可以说很正常。”

国防大学战略部副主任唐永胜教授也表示，国际体系正处在加速变化的重要时期，世界主要国家都在调整各自的战略，使得大国博弈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一带一路”的安全问题也需要放到这个大背景下来理解。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吴心伯教授则更具体地谈到了在我国海外利益有了长足增长，以及国际力量对比变化、相关国家战略调整、大国地缘政治角逐加剧的背景下，使我国面临的安全形势具有传统与非传统安全交织，国内与国际因素互动，政治与经济因素共振这三个特征。

有风险就有机遇

中亚、中东地区是“一带一路”沿线安全风险较高的区域。上海政法学院的谈谭副教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做了一个风险评估表。他认为安全风险最高的应该是中东，而中亚五国中除了吉尔吉斯斯坦，其他四国权力机构体系潜在的政治风险已露出端倪。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司法交流合作培训基地首席专家潘光研究员认为古代丝绸之路沿线的中亚、中东地区存在很多“连接带”，或称“断裂带”。这是由不同文明、宗教在其涵盖区域之间发生的接触、碰撞所形成的。

尽管“断裂带”这个名称听起来有些“负能量”，但潘光认为“断裂带也好，连接带也好，融合是主流，冲突是支流”，而亨廷顿等西方学者的观点则正相反。究其原因，“融合是潜移默化的，往往看不到，而冲突看得很清楚。”

潘光认为，“断裂带”的摩擦和冲突不可避免，对此我们要高度重视。在那里出现的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决不能代表那里的民众。而不同文明、民族、宗教的对话包容、合作互建、共同发展才能为当代丝绸之路的构建奠定坚实的基础。

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主任许永权对此表示赞同，认为我们应该把基础设施的应建设与人文交流、思想交流、精神交流、哲学交流等软建设结合起来。谈谭也表示，我们现在与中亚社会精英阶层，特别是底层接触较少，有必要拓展公共外交、民间外交，与中亚各种社会力量，包括一些NGO联系，增进底层民众的互信。

王义桅则进一步阐发了“断裂带”的融合所能发挥的作用，他认为要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同样一件事，西方看到是断裂带、冲突带，中国就辩证地来看，冲突中有机遇，机遇中有风险”，我们“能不能把‘一带一路’看成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的一个思路”？

中国的贡献：“兼容性”和“安全利益共同体”

除了“一带一路”沿线的安全风险，与会学者也谈到了域外国家“拆台”的可能。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刘江永教授就提到美国可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搞政治颠覆，导致中国与这些国家领导人谈成的事，“就可能一风吹了”。

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布林肯去年3月在布鲁金斯学会曾发表演讲，阐述美国的中亚新政策，对中国在中亚国家发展基础设施建设表示支持，并寻求中国在中亚进行更好的协作。

潘光也提到了布林肯的这次演讲，并转述了美国学者对此的看法，即美国要遏制中国在海上的发展，而希望中国“陷在”中亚和中东。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时殷弘教授也认为，美国在欧亚大陆没有至关紧要的战略利益，倒是有点希望“中国搞得不好陷在欧亚大陆”的意思。

“我总的感觉是美国人作为老的霸权国家，不希望新兴国家向海洋扩展，而希望你陷在陆地。”潘光说道。对此，刘江永也有同感，他认为美国基于现实主义的传统战略思想，是不会允许中国“海陆通吃”的。

面对“一带一路”域内域外的诸多安全困境怎么破？与会的不少学者都提到了可以打造一个兼容性更强的安全利益共同体。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所长邢广程研究员认为，现在欧亚大陆到了一个“提大战略的时候了”。欧盟有北约东扩计划，俄罗斯提出了欧亚经济联盟，美国则提出了“新丝绸之路计划”。邢广程认为欧盟与俄罗斯的方案有很大的矛盾，美国的“新丝路”与中俄也有矛盾，相较而言，“一带一路”的兼容性更大。

刘江永也说，“一带一路”的特点就是通过海洋国家和陆地国家的和平合作实现共赢，实现和持续发展和和持续安全，其包容性和开放性远远强于历史上的“争霸主义”。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郭树勇教授则提议将“一带一路”的内容与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计划和美国的一些全球倡议对接，以推动“一带一路”的全球化。

邢广程和王义桅两位学者都认为建设“一带一路”不光是中国的事，中国与其他“一带一路”的参与方有共同利益，也应该共同承担风险。邢广程主张在推进“一带一路”过程中将经济利益应与安全利益捆绑在一起。王义桅则认为既然美国是世界上所有国家都绕不过去的“邻国”，可以考虑引入美国公司参与建设“一带一路”，“这个风险咱们一起来承担”。

王义桅表示，将来“一带一路”的建设应该考虑怎么给世界提供安全公共产品，让世界更加美好，“我觉得中国对世界重要的贡献除了发展以外，现在在安全上也应该有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