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激起了海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研究兴趣。他们着迷于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发展奇迹，更着力于探询和解答“中国为什么能”。尽管他们研究成果中的立场、方法、结论错综复杂，但仍可以看出海外学者对中国发展成就的高度肯定，可以从中提炼出海外学者眼中的“中国经验”。
一、以本国国情为基点释放社会主义制度活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形成中国特色
一些海外学者认为，新中国70年以来的成就，与始终立足于中国国情是密不可分的。70年来中国的发展始终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释放社会主义制度活力；大力弘扬本国优秀传统文化，凝练核心价值观，形成了“中国特色”。
1.扎根中国实际国情谋发展。海外学者认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在参考苏联发展模式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提出自身发展计划。为了避免苏联模式高度集中的弊端，1957 年中国就开始了权力下放。中央的部分指令供基层参考，基层结合地方实情进行执行。利用这种方法，中国的计划体系显得比苏联更为宽松，更能调动地方活力。
例如，墨尔本大学经济系教授郜若素，在2018年出版的《中国40年的改革与发展：1918-2018》一书中指出，中国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不是“奇迹”，中国在不断根据自身发展情况进行政策调整。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学教授托马斯·罗斯基，在《中国改革经验的启示》一文中认为，发展的初始条件很重要。其对中国改革的研究强调了基于本国经济、制度和社会条件在制定政策和推行改革方面的重要性。英国剑桥大学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彼得·诺兰和伦敦大学亚非研究院专家罗伯特·艾莎则撰文指出，从对中国和苏联经济改革经验的系统比较而言，两国改革的不同结果表明，对本国经济基础等其他方面上坚持的差异，使中国产生比苏联更快的增长。
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在“国际行动理事会”上海会议上强调“对于世界各国的发展，并不存在万能的个案。对美国，对拉丁美洲，对非洲，对中国，对欧盟，都是如此”。高度肯定中国基于本国国情出发制定自身发展政策的做法。
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魏昂德在《美国社会学杂志》发文认为，中国的发展具有高度的道路依赖性，主张扎根中国实际对制度设计采取更灵活和渐进的方法。墨尔本大学经济系教授郜若素总结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如中国农村人口众多，始于农业和广大农村地区的改革和发展进程具有广泛优势，这可以为国家工业化奠定基础；从集体农业逐步转向家庭农业，逐步放松对国有企业的限制，甚至具有革命性的“开放战略”，集中于扩大中国东南沿海几个省和特区的贸易和投资活动，这均体现了“中国特色”。
2.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海外学者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成就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密不可分的。苏联的失败主要源于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坚持，中国的成功则是因为其拒绝推行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政策。中国的改革没有遵循其他国家的改革路线，而是基于本国国情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美国威尔逊中心研究员大卫·格拉尼克、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专家多罗塞· 梭林格都持类似观点：从国际共产主义视角下来探究中国经验，证明了制度改革的性质和完成程度不仅仅取决于改革策略，还取决于指导思想和制度本身。在改革的早期阶段，没有一种意识形态基础可以阐明基于市场运作的发展模式，并深深融入国家经济。中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取决于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原则与目标的坚持。中国的改革是在社会主义框架内引导以市场为导向的新的国有企业蓬勃发展。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21世纪中国研究项目主席谢淑丽教授，在其著作《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中认为，中国没有进行政治体制变革就从“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这是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逻辑和历史传统的超越。美国夏威夷大学亚洲研究学教授艾里克·哈维特在《中国季刊》发文，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避免了国家干预自由市场的陷阱。
3.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凝练核心价值观。英国剑桥大学政治和国际研究系教授马丁·雅克认为，新中国的价值观具有强烈的儒家传统文化渊源，比如国家和教育，都可以从儒家学说中找到出处。阿拉伯世界著名汉学家阿卜杜·哈姆迪认为，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一直坚持儒家思想等传统文化，以保留中华民族的民族遗产及思想特质。
曾任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的裴宜理教授，在其论文《当代中国的文化治理：重新确定党的宣传》中，对中国政府和高校合力推进爱国主义和民族传统文化教育表示了赞赏。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荣誉教授万安玲在《现代中国》杂志上撰文指出，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注重群众特别是青年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很多地方政府都建立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学校也经常性地开展相关教育活动，并将这些活动纳入学校的道德教育课程中。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研究全球高等教育专家安迪瑞·奥斯曼，在《高等教育政策与管理》上发文指出，鼓励奉献和为国家服务的儒家思想，可以被视为区分中国高校与全球其他高校的“中国特色”的来源。
不少学者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弘扬促进培养爱国主义的中国传统文化，通过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增强国民对本国文化的认同和坚持文化自信。例如，杜伊斯堡—埃森大学东亚政治系前主任托马斯·海贝勒教授认为，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动员中国人民投入到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美国得克萨斯南方大学终身教授乔凤祥认为，中华民族前进道路的探索和选择、理想的树立和制度的确立等，都离不开对其优秀文化的继承和发扬，这也是凝聚海内外华侨华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的内在基础和强大动力。
二、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注重以加强政治建设保障经济建设
海外学者认为，新中国70年的发展成就与中国持续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是密不可分的。70年来发展的“中国经验”表明，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政治建设保障经济建设；坚持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相结合，将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发展相结合。
1.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印度加尔各答总统大学经济学专家阿姆西·巴格奇在《政治经济周刊》上发文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点是政府将权力下放，以发挥经济活力。他认为1979年初的改革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相比有两个特点是非常突出的，一个是扩大企业的决策权；另一个是改革包含了广泛的领域，涉及农业部门、外资经济关系等。这两个特点帮助改革取得了更大成果。
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耶鲁大学社会学家伊万·塞勒尼指出，私有企业的出现是社会主义改革发展的重要标志。曾任哈佛大学教授的匈牙利学者乔纳斯·科尔内也持相似态度，认为非国有部门的出现代表了社会主义国家历史上一些全新而重要的东西。哈佛大学教授史蒂文·戈德斯坦等人认为，从城镇和乡村工业中可以清晰看出非国有部门的作用，这些私有企业是中国转型的重要成分，是极具活力的部分。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国际关系与太平洋研究学院教授巴里·诺顿在其论文《今日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中认为，中国的国企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可以使中国的国有企业部门更加金融化。企业被金融化，国有企业将越来越多地由拥有更清晰财务结构和利益的所有权机构控制，会更有效率。同时，国有企业将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更多监督，这将被纳入公司治理结构，这意味着国有企业需要承担更多的任务和责任，以进一步服务于国家发展。
印度学者阿姆西·巴格奇认为，中国新的经济发展策略寻求将市场机制与国家干预相结合，从而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成功。中国的创新很好地在制度框架内进行，在现存的制度设计中不断完善。中国的乡镇企业是这一特色的显著代表，其将公有制、自由进入市场与企业盈利三者有机结合起来。地方政府善于利用不同的所有权结构和管理手段以促进当地增长，这适应了改革背景并且产生了惊人的经济增长。
2.以加强政治建设保障经济建设平稳运行。海外学者对中国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定研究。哈佛大学教授史蒂文·戈德斯坦认为，基本的经济改革不会在没有政治改革的背景下发生。阿姆西·巴格奇认为，中国改革的中心任务在于建立以市场为控制机制的计划商品经济，“促进改革”的战略需要在政治经济体制中找到可释放的因素。中国改革的结果是释放社会主义体系中隐藏的潜力。同时，不断维持政治稳定，这促使了市场力量逐步发展，促进了财政稳定，为大规模外资流入提供了稳定的环境，同时也为市场失灵提供了干预手段。
海外学者认为，经济改革的政治限制是苏联式制度的“阿喀琉斯之踵”，而中国的政治体制则不断改革以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体制不断成熟。印度学者哈努曼泰·饶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政治制度中一直体现“民主集中制”，这可以在广泛地吸收各方意见的基础上迅速做出统一决策，政府效率非常高。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德怀特·珀金斯，在其撰写的《评估中国经济改革的复杂任务》一文中，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和其他国家的市场经济的显著区别，在于政府作用的发挥，政府对经济的监管和参与远远多余大多数高收入的市场经济体，但这并不是直接控制。这种政府的参与程度可以保证经济政策发挥更多的效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专家亚当·西格尔，通过对对非政府性高科技企业的发展研究，强调了地方政府在培育小企业方面产生的积极影响。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魏昂德则撰文指出，政府在中国工业的快速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业。地方政府因为处于行政等级的下端，与企业距离更近，收集信息更为容易，可以进行更明确的财政激励和约束，对企业的监管能力更强，所以其优越性体现的更为明显。
3.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一些海外学者认为，新中国70年来顺利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将国内发展情况和国际发展大势相结合。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延续性，促使西方公司放心地在中国投入资金购买设备和开办合资企业。中国在进行对内改革的同时对外开放，首先是经济面向市场，向私有财产、私有企业以及外国开放。其次是中国人的海外留学、旅行以及电视和互联网的广泛使用，使中国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规模同其他文化进行接触。在改革早期，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被派往或被允许出国留学，作为信息和变革推动者的渠道，使大量中国人和外国人了解与共享不同的发展经历。埃及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邵基·邵基·贾拉勒认为，改革开放意味着对世界开放，不断加强与各国在经济和科技等方面的交流，使开放成为中国国家发展和走向现代化的基础。
巴里·诺顿认为，中国在吸收了很多国外经验的同时，也非常注重本国内在的创新。美国夏威夷大学亚洲研究学教授艾里克·哈维特，运用产业政策理论分析了近20年来中国电信设备行业的发展。他对中国政府在塑造该行业中的作用表示了高度肯定：首先积极吸收利用外国先进技术与设备，然后推广中外合资企业，最终培育国内企业。
英国朴次茅斯大学学者雷拉·丘克伦在《中国视角》发文指出，中国不断从国外的规则和惯例中汲取经验，同时也将这些规范和经验中国化，以便更好地整合以使中国加入和参与世界性事务。密歇根大学莉迪亚·麦克马伦·莱尔德等人认为，中国是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在过去十年中，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积极推动国家发展计划，并成为制定温室气体排放目标的领导者。美国学者金凯莉，在其撰写的《中国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角色》一文中认为，中国不断寻求参与当前全球能源治理体系改革的新路径，以自身能源管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为全球能源治理体系改革做出贡献。
三、发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旨归，凝聚起“中国力量”
海外学者认为，新中国70年的迅猛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力量的发挥是密不可分的。“中国经验”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作用的发挥是关键，充分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实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凝聚起了“中国力量”。
1.发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作用。海外学者认为，中国的发展不能仅仅视为一个渐进的政策创新过程，这背后中国共产党作用的发挥不容忽视。中国共产党巧妙地利用调研进行“适应性动员”，在推动发展区域适应性的基础上进行政策创新，提高指导思想的针对性。他们指出，调研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中占有重要地位。通过调研，可以收集信息和积累经验，从而使政治路线适应需求和合理化，灵活制定适应每个地区的政策，同时在统一的思想和国家方针的指导下促进中国的整体发展。
海外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延续性保证了中国70年的快速发展。例如，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出台了全面深化改革方案，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延续丰富了之前的发展策略：发挥公有制的主导作用、以市场为基础的分配、强调产业政策和科技实现等，旨在以这些策略实现新时代的第一阶段（2020—2035年），即社会主义现代化。
海外学者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发展进程中一直注重反腐败，国家对腐败行为的打击力度越来越严苛。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不断以强硬手段治理中国共产党党内的腐败，以免腐败腐蚀政权。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执政能力，不断建立更为透明的行政系统，更严格的官员评估制度，逐步实施新法律，非政府组织作为信息收集来源和监测手段发挥更大作用。托马斯·海贝勒对中国共产党2013年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和实践活动”展开分析，认为这项活动覆盖面从中央到地方，旨在统一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和行动，以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和政策推行能力。通过这样的活动，中国共产党不断改进党员的工作方式，将党员打造为道德模范。
2.充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权利。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学者亚历山大·科罗廖夫，在《中国评论》上发文，对中国政治中的群众路线高度认同，指出曾经是革命领导的主要方法之一的“群众路线”，在当今中国作为一种公共政策制定方法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群众路线是传统形式政治参与的补充，可以更好地代表那些无法通过现有参与机制表达其需求并因此仍然在决策过程之外的社会群体，可以提高政府对更广泛公共利益的响应能力。群众路线作为利益表达和聚合的机制实施意义重大，可以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畅通了群众与政府之间信息流通的机制，可以平衡不同利益相关者群体的利益，有利于促进中国政治民主化建设。
中国70年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地位的发挥；加强人大常委会的力量，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更多权力和职能；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职能，在省级和县级的选举中引入竞争性选举，显著提高了代表的质量。
托马斯·海贝勒认为，中国有目的地追求国家的现代化。为了社会和政治发展的利益，推行渐进式改革，加强法治和公民权利，促进人民群众形成新的社会共识以及建立新的有效社会管理模式。中国通过寻找国家亟待解决的问题的解决方案，这对于取得进一步进展至关重要。波士顿大学东亚研究项目主任傅士卓，在其著作《中国政治改革的逻辑和局限》中，通过对温州等地区的实地调研表达了对中国基层政治改革的肯定，认为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不断以平稳渐进的方式增强公众政治参与度，并取得了较好进展。
3.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学教授托马斯·罗斯基认为，中国的发展旨在改善经济表现，带来社会更高的物质福利和更好的生活机会。中国通过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开展涉及真正制度创新的大胆实验。这些实验大大改善了大众福利，满足了人民的“基本需求”。印度学者哈努曼泰·饶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高度认同，指出“随着1978年中国开启改革开放进程，中国的总体经济增长率和农业的生产总值增强迅速，贫困人口迅速减少。中国经验表明，经济改革不必减缓经济增长、农业发展和贫困人口的减少。”郜若素认为，中国经验是将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首要政策目标，这是现代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美国西方学院学者亚历山大·戴，通过对中国农民角色转变的研究，认为农民是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动力之一，中国的发展强调一定要解决好农民问题，这一做法值得赞赏和肯定。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通过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释放了农民的潜能，从而实现了农业的高速增长和贫困人口的迅速减少。法国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袁世森，在《中国新农村土地改革：评估与展望》一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土地改革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农民的土地利益，让他们更好地运用土地使用权，这有利于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
美国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学者阿尔伯特·帕克在《公共经济学》杂志上发文，认为中国的开发式扶贫政策，通过推动贫困地区的发展促进了中国的减贫进程，同时也减缓了区域差距扩大化趋势；中国扶贫投资在整体上为贫困地区带来了利益，使贫困地区的平均收入和消费增长高于其他条件相同的非贫困地区。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彼特·桑德斯教授在《中国季刊》发文认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整体贫困率的下降反映了中国发展的成功。中国政府利用最低贫困线的设置，妥善改善了老年贫困人口的生活安排，虽然中国城市老年人的相对贫困程度超过其他国家，但是生活质量方面的差距远小于人均收入的差距。
美国《赫芬顿邮报》资深评论员约翰·富勒顿指出，尽管面临很多困难，但中国将“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写入政府法案，使其直接变成政策施行，是直接有效的，这有利于人民生活环境的改善和可持续发展。美国罗格斯大学教授巴鲁克·伯克赛也持相似观点，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对环境问题日益重视，已经推行很多法律以保护环境，增加公共健康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