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4日，特朗普当局低调发布《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这份文件并非声势浩大的政策宣言，而是将“美国优先”原则正式推向新高度：明确将外交焦点锁定西半球，提出“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Trump Corollary to the Monroe Doctrine），计划通过军事、经济、外交多重杠杆，打击移民潮、毒品贩运及所谓“中国在拉美的影响力渗透”；同时大幅缩减在中东的军事存在，尖锐批评欧洲盟友的“文明衰落”，指责其依赖美国保护却不愿分担相应责任。报告直白宣告民主推广时代的终结，明确美国将摒弃理想主义，转向“务实优先”的外交路径——不干涉他国内政、放弃“永久全球霸权”的幻想，将商业利益与技术主导权置于核心位置。

这并非特朗普政府独创的“孤立主义回潮”，而是美国对外战略史上反覆上演的周期性现象，是战略“收缩”阶段的典型呈现。在这一阶段，美国会从全球干预的峰值退回内省与选择性介入状态，将重心转向本土繁荣与西半球事务管控。这种“扩张—收缩”的摆动自美国建国以来已历经十余轮，深刻折射出其作为“例外主义”大国的内在矛盾：既渴望以自身模式重塑世界，又极易因战争疲劳与经济压力而产生战略反弹。美国外交的周期性绝非偶然，而是公众情绪波动、地缘政治危机与制度内在张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贯穿了从华盛顿时期的中立政策、冷战时期遏制战略以及特朗普式门罗主义的全部历史进程。

美国对外战略的周期性特征，根植于其建国之初的核心基因：作为远离欧洲大陆的共和国，美国既追求自由贸易红利，又极力规避帝国式的国际纠葛。这种“扩张—收缩”的交替循环，平均每20-30年发生一次，由政治学家弗兰克·L·克林伯格于20世纪50年代首次系统阐释。扩张周期平均持续27年，以外向型国际主义为核心：美国积极介入全球事务，通过构建军事联盟、提供经济援助、推广民主制度等方式维护所谓“自由秩序”。收缩周期平均持续21年，美国则转向内向型孤立主义：减少海外承诺、避免卷入地面战争，将国内重建与社会议题列为优先事项。这种周期并非线性演进，而是辩证的轮回：过度扩张引发国力透支与民众厌战，进而推动战略退缩；而战略退缩又会在全球范围内制造权力真空，最终引发新的危机，倒逼美国再次扩张。

美国早期的战略周期多与北美大陆扩张同步：在1776–1798年的收缩期中，美国遵循华盛顿告别演说中“警惕永久联盟”的告诫，聚焦国内建国进程，通过1794年《中立法》规避欧洲战乱；在1798–1824年的扩张期中，美国通过路易斯安那购地、1812年对英战争，推动“自由帝国”向西拓展；在1824–1844年的收缩期，美国在门罗主义框架下坚守西半球孤立政策，全力推进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在1844–1871年的扩张期，美国以“天定命运”为旗帜，通过美墨战争夺取加利福尼亚，将商业触角延伸至太平洋沿岸。

美国总统特朗普 新华社照片

内战结束以后，美国对外战略周期呈现明显的全球主义转向：1871–1891年的收缩期中，美国专注于工业复苏，仅通过阿拉斯加购地进行有限海外拓展，始终避免介入欧洲事务。1891–1919年的扩张期则标志着美国帝国主义意识的觉醒，通过美西战争吞并菲律宾、通过罗斯福协定干预拉美事务、推行中国“门户开放”政策，再到参与一战，美国正式登上世界舞台。1919–1940年的收缩期，美国孤立主义情绪加剧，国会通过中立法案拒绝加入国际联盟，大萧条迫使罗斯福新政聚焦国内经济刺激，欧洲权力真空间接助长了纳粹崛起。在1940–1968年的扩张期，美国通过参加二战、实施马歇尔计划、建立北约重塑欧洲格局，参与朝鲜战争确立亚洲冷战秩序，依托联合国体系巩固全球领导地位，最终铸就冷战格局与自身霸权。越南战争的战略泥潭催生了1968–1989年的收缩期，尼克松政府推行“缓和”政策与战争“越南化”策略以分担盟友防务负担，水门事件后国会通过《战争权力法》制约总统对外用兵权，美国外交重心重新回归服务国内经济发展议题。在这个期间，美国的盟国泰国曾与越南发生军事冲突，美国拒绝承担对泰国的保护义务。

冷战结束以后，战略周期延续既定模式，但更受总统任期驱动的“钟摆效应”影响：1981年里根总统上台至2008年金融危机前夕，美国进入近28年的扩张高峰——里根政府以“邪恶帝国”论调对抗苏联、推行“星球大战”计划，逆转了越南战争后的战略退缩；老布什政府通过海湾战争展示多边联盟实力；克林顿政府介入巴尔干事务、推动北约东扩，巩固欧洲主导权；小布什政府在“9·11”事件后发起“全球反恐战争”，入侵阿富汗与伊拉克，大力推广民主制度，国防预算从1980年的1340亿美元飙升至7000亿美元。这段扩张期受益于美国“单极红利”，但伊拉克战争的万亿美元消耗与4000余美军阵亡，引发了空前的民众厌战情绪。

2009年起，奥巴马政府开启新一轮收缩，承诺“结束伊拉克战争”，通过渐进撤军、“转向亚洲”战略、达成伊朗核协议等举措，推行“轻足迹”外交，在利比亚危机中实施“后排领导”模式，把主动权交给法国等欧洲盟友。特朗普第一任期将这一趋势极端化，以“美国优先”为由退出TPP与巴黎协定，将北约视为“经济负担”。拜登政府虽重建AUKUS与QUAD联盟、对俄乌冲突提供大量援助，但2021年阿富汗撤军的混乱局面暴露了战略退缩的特征，对中东地区则维持“战略模糊”态度。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发布，标志着这一收缩期的进一步深化——将西半球事务置于首位、批评欧洲“弱势”、放弃民主推广议程、转向“务实交易”。这既是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印记，更是美国战略周期性退缩的必然结果。

美国对外政策的周期性波动脉络清晰：扩张期如冷战时期的“深层介入”，美国通过构建海军-基地网络、主导多边机构，全力追求全球秩序重塑，从罗斯福政府干预拉美到小布什政府支持中东“阿拉伯之春”，均以输出“美国模式”为旗帜，背后是公众自信高涨与经济繁荣的支撑。收缩期则体现为“离岸平衡”策略，减少地面部队部署，以贸易战等经济工具替代武力干预，强调本土的“榜样作用”。例如，一战后中立法案下的孤立状态，卡特政府大力推行人权外交而无力干预伊朗革命，虽短期聚焦国内事务，却在长期酝酿新的危机。1919–1940年的退缩间接催生二战，奥巴马-特朗普时期的“战略脱离”则为其他国家崛起创造了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周期交替并非绝对割裂，而是呈现渐变性特征：扩张期中夹杂局部退缩，收缩期中亦存在有限介入，例如拜登政府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近年来，美国总统的政策调整更显“钟摆效应”：奥巴马修正小布什政府对中东的深度介入，特朗普推翻奥巴马政府的伊朗核协议，拜登完成特朗普未竟的阿富汗撤军，特朗普第二任期则将拜登的多边“有限恢复”压缩为狭隘的“西半球优先”。

此外，美国战略周期的终结往往伴随着“震撼事件”——珍珠港事件终结孤立主义，“9·11”事件重启全球干预。这一现象反映了美国外交“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对立统一：理想主义驱动对外扩张，而现实主义层面的国力疲劳与利益权衡，又会推动战略收缩。

美国对外政策的收缩与扩张，就像美元潮汐效应一样，既为其他大国提供了战略拓展空间，也暗藏潜在风险。历史上，一战后的德国与日本、越南战争后的苏联，均曾将美国战略收缩视为自身扩张机遇，最终却因美国重启战略扩张而遭遇失败。因此，从历史大周期的视角审视美国对外政策的演变，对于理解当前国际格局与未来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张家栋为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本文为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平台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