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总理默克尔上周访美，开启了她离任之前的国际告别秀。正如当年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离任前到访德国，被视为将西方世界领导权的“火炬”交给默克尔一样，此次默克尔在离职前访问美国同样颇具深意。

默克尔将为欧美关系留下怎样的遗产？后默克尔时代的跨大西洋关系又将走向何方？

跨大西洋关系趋近回归

默克尔的告别之旅推动了跨大西洋关系趋近回归，但并未取得任何重大突破。

就此次访问而言，双方均属意于藉此修复和深化特朗普时期严重受损的德美、欧美关系。拜登自上任以来，一改特朗普时期打压包括德国在内的盟友、单打独斗的策略，通过重返《巴黎协定》和世卫组织，拜登与布林肯相继访欧，不断释放美国重返全球多边治理体系和“美国回来了”的信号。具体而言，拜登政府还通过在直接困扰德美关系的“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项目问题上的松口转圜、为波音与空客补贴之争按下暂停键、在最低公司税问题上达成共识等一系列举动向欧洲释放善意，力图以所谓共同的西方民主价值观、科技脱钩、美欧版基础设施建设计划等一整套举措施压和聚集欧洲等盟友，遏制中国，维护其超然一极的霸权。

因此，美方在接待默克尔时做足功课：国务卿作陪的总统正式晚宴、副总统早餐会，霍普金斯大学赠予荣誉博士头衔，这与特朗普时期默克尔自买汉堡充饥形成鲜明对比。毕竟，长期担任德国总理的默克尔历经四任美国总统，在西方世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尤其是在特朗普时期带头对后者喊“不”，成为提倡“欧洲战略自主”的灯塔式的角色。作为拜登执政后首个访美的欧洲政治巨头，默克尔此访既代表了欧洲对“最具大西洋主义倾向的总统”拜登的反应与赞许，更希望一定程度上修复德美、欧美关系，留下政治遗产。

从此访的结果来看，一方面，双方努力求同存异，发表了重申共同价值观基础的《华盛顿宣言》，展现了两国在不同领域政策挑战上进行合作的共同愿景。双边在能源、外交、气候保护、国际贸易规则制定等领域达成一定共识，在经济领域组建“未来论坛”等对话和磋商机制。

另一方面，此次会晤未达成任何重大突破。涉华政策是本次会晤的重要议题，尽管双方强调在对中国的看法上具有“很多共识”，但仍难掩分歧。拜登希望欧洲支持其对华强硬政策，但默克尔明确表示对华政策上德国不会和美国步调完全一致，甚至还强调了与中国合作的必要性；“北溪二号”问题是横亘在德美之间最为棘手的问题，尽管拜登此前似做出一定让步，但在美国国会内部强大的反对力量影响下仍推迟了达成一致的时间。拜登因而在记者会上也只能以“好朋友可以有不同意见”搪塞；此外，美欧亦未在边境开放、疫苗知识产权等抗疫合作上达成一致，特朗普时期遗留的钢铝等产品的惩罚性关税也未能取消。

欧美结构性分歧难克服

默克尔此访反映了德美、欧美关系既有所趋近又存在结构性问题的客观现实，这里面有着深刻的蜕变逻辑和综合性结构成因。

第一，政治上，欧美有着相同、相近的价值观、行为规范、政治制度、宗教信仰、生活方式，这是其共同合作的纽带和最大公约数。随着非西方新兴力量的崛起，双边对共同价值观的强调在预料之中。

第二，经济上，欧美均感受到了自身经济实力的相对衰落。西方国家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占比持续下滑，而面对新冠疫情，中国又是全球经济恢复最快的主要经济体。欧美对地缘政治实力地位不保的担忧是共通的。

第三，科技上，欧美均对中国科技竞争力的快速提高感到焦虑。西方世界对中国加大高科技产业投入以及“中国制造2025”等产业战略充满疑虑，在卡中国技术引进的脖子问题上，美欧已经达成默契。

第四，全球治理和重大挑战应对上，欧美有意抱团取暖。近年来,恐怖主义、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危机等非传统安全风险凸显，全球化、人工智能等冲击不断。欧美作为国际体系中结构相近，利益诉求相近的重要行为体，有着极大的合作诉求和欲望。

但是，双边关系的趋近回归仍然难掩美欧之间多领域上的结构性分歧和根本矛盾。

第一，经贸摩擦。欧美产业内贸易特征明显，竞争激烈，且美对欧贸易长期逆差。特朗普时期曾滥加关税，美欧矛盾尖锐。拜登上台后出于国内压力和美国利益，仍继续保持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此外，美欧在航空、农产品等领域摩擦常年持续，分歧矛盾难以弥合和解决。

第二，技术竞争。美国在高科技领域，尤其是现代通讯技术、互联网等数字领域技术优势明显，对欧洲呈碾压态势，尤其是高科技公司在欧获利丰厚。欧洲自身技术劣势明显，只得祭出《数字市场法》和《数字信息法》，强调战略自主，美欧就数字税和信息安全等博弈不断。

第三，美国战略转向迫使欧盟认清现实。自奥巴马时期美国开始“重返亚太”，欧洲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战略地位不断下降。特朗普任内，美国更是不断在贸易、军费、北约安全承诺等领域不断敲打欧盟，让欧洲日渐感受到欧美、德美盟友关系不固的凛冽，以致让默克尔喊出：“我们可以完全信赖别人的日子已经结束了。我们欧洲人必须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欧洲意识到，即使拜登有意改变对待盟友的态度和手法，也无法改变美欧关系的实质性变化。

第四，美欧对华认知不同。美国对华政策的出发点在于维持自身的霸权，拜登和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并无二致。欧盟对华态度则较为复杂，经济上依赖中国，在气候变化、重大国际问题等全球治理领域需要中国合作，对美国全方位遏制和围堵中国的政策并不认同，不愿在中美间选边站，不赞同美式“脱钩”。

后默克尔时代充满变数

后默克尔时代跨大西洋关系的发展仍然存在不少变数。

就美国而言，尽管特朗普败选，但是其占近半美国选民、7400多万的拥趸仍在。就两院而言，共和党的势力仍然强劲，且基本全盘继承了特朗普时期的外交政策，对拜登政府的内政、外交政策选择的掣肘已然形成，以至于拜登在默克尔访问期间还不得不就“北溪二号”项目、对欧经贸政策等对共和党予以安抚。况且，四年之后特朗普本人或特朗普主义者仍可能重掌白宫。这使得美国政治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拜登的外交政策可能难以延续。

在欧洲方面，作为欧盟稳定轴心的德法两国都将面临大选，今年默克尔离任，明年法国总统马克龙也面临大选，法德领导人的更迭和国内政坛走向也使得美欧关系出现不确定性的可能更高。作为具有战略眼光和娴熟政治手腕的默克尔和马克龙，对欧洲在全球化冲击下的世界格局和中美欧大三角中的战略定位和施政方针，有着较为务实和清醒的认知。他们主张在竞争、约束之外，也要对华开展经贸、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等领域的合作；他们强调欧洲的“战略自主”，避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或对华全面“脱钩”。

但是，默克尔的继任者和法国大选结果的不确定性，也给欧洲的对华态度和政策留下了未知数。同时，当下新冠疫情进一步加剧了欧洲内部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不同的债务负担和各国经济复苏进展无疑会对民粹主义的进退、欧洲一体化的走向，以及各国对外政策产生影响，进一步左右欧洲与美国和中国关系的发展。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面对可能的中美欧关系演变，我们应该立足自身，强化对欧工作。在中美欧大三角关系中，不论美欧关系如何变化，我们均要认识到，相较中美间的战略遏制和反遏制斗争，中欧之间没有战略遏制和地缘政治的羁绊，经济是中欧关系的稳定锚，环保、国际重大问题合作是中欧双边合作的紧密抓手。在与欧盟的交往中，我们应该始终强调中欧间合作大于竞争，共识大于分歧，赞赏欧盟增强“战略自主”的努力，避免欧盟一面倒向美国。当然，我们也绝不接受欧美联手以所谓的人权教师爷对华无端指责。

(作者：复旦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欧盟让·莫内教授丁纯。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生罗天宇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