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9日至16日，美国总统拜登访问了欧洲，分别与西方部分国家、欧盟及俄罗斯领导人等进行了会晤和会谈，参加了G7峰会、北约峰会、美欧峰会和美俄峰会等。此次拜登访欧是今年美国重要对外关系行动，也对欧盟对外关系产生重大影响。此次访问后，跨大西洋关系发展前景如何？对欧盟对外政策包括对华政策有何影响？欧盟对华政策重点和难点会在哪些领域？面对欧美关系新的发展态势，中国该如何应对？围绕这些问题，“复旦欧洲观察”学术共同体进行了深入探讨，并达成共识如下：

第一，尽管欧美通过G7峰会、欧美峰会和北约峰会，在对华政策上达成新的共识，但双方对华立场仍然存在差异和分歧，尤其是德国默克尔政府和法国马克龙政府不愿追随美国全面对抗中国的立场。这是我国有可能维持对欧相对友好合作关系的重要条件。

第二，欧盟对华经贸政策和政治政策既相互分离，又相互交织，呈现矛盾复杂状态。一方面，在政治领域，欧盟会借双方在人权、价值观等意识形态方面差异而凸显中欧对立、对抗，但不放弃与中国深化经贸合作的机会，这是政治关系和经贸关系分离的一面。另一方面，在对华经贸领域，欧盟会将人权等政治标准嵌入经贸合作关系中，使经贸交流变成政治问题的一部分，这是政治关系和经贸关系交织的一面。今后，欧盟对华政策政经既分离又交织的矛盾状态将长期存在。

第三，欧盟通过北约对华开展实质军事对抗可能性不大，主要在于欧盟没有额外军事资源和海外投射能力支持其对华长期军事对抗，同时部分中东欧成员国也无意支持这一做法，因为这将削弱欧盟在北约内维持对俄军事威慑能力。

 以下为各自具体观点（排名不分先后）。

张晓通

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我提出两个观点和一个应对办法：

观点一：美欧正在用“正面清单”模式来取代中美和中欧投资协定的“负面清单”模式。美国今年6月推出涉及4个行业的《供应链韧性100天回顾》，欧盟今年2月提出来“开放性战略自主”、降低“战略依附”，以及今年5月5日欧委会提出《战略依附和能力工作文件》。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美欧实际上正在制定一份很长的负面清单，将中美、中欧经贸关系中很大一部分都放进了不让开展经贸合作的负面清单，试图以供应链安全为由，将这部分行业、产品从中美、中欧原有的供应链条中排除出去。由此可见，这份长长的负面清单，实际上就使得中美、中欧经贸关系回到了过去的正面清单模式。这等于实质上宣告中美、中欧BIT的死亡，意味着过去几十年来我们与西方一起倡导的自由贸易的精神也将被管制贸易所取代。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亟需找到应对之策，发挥引领作用。建议中国顶住这股投资保护主义“逆流”，积极倡导商谈多边投资协定、重启中美投资协定谈判，积极推动中欧投资协定签署批约。

观点二：欧盟和北约正在开始新一轮东扩。上一轮东扩是在2003年，当时是北约和欧盟“双东扩”。欧盟在2004年新增了10个成员国，而北约也一下子增加了许多新成员，一直扩张到俄罗斯家门口。20年之后，“双东扩”的现象是否会再现？我感觉这已经不是一种可能性，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一方面北约可能会依托“四国同盟”，推行“印太版北约”；另一方面欧盟也会向西巴尔干地区东扩，以及通过欧盟“印太”战略，向“印太”地区东扩。所以说，美欧这次的“双东扩”，实际涉及地域更广，不仅在欧亚大陆上，同时还在“印太”地区广袤地带，这样对中国方面就形成了很大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压力。亟需找到应对办法。

应对办法就是跳到“外线”，在环印太地区采取一系列战略佯动和地缘经济动作，缓解我家门口的压力。这里说的“外线”，指的是环绕“印太”地区的巨大“环形地带”，按逆时针方向清点的话，具体包括俄罗斯、巴基斯坦、伊朗、中东、东非、斯里兰卡、东盟、新西兰、南太、拉美加勒比海地区。中国亟需与这个巨大“环形地带”的国家和地区深化战略对话与实质性经贸合作。

张骥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助理、研究员

欧洲显然对拜登对大西洋主义和多边主义的回归表现出欢迎的态度，美欧关系协调的一面将明显增强。但需要强调的是，欧洲的“战略自主”也在进一步增强，一是表现出主动塑造美欧关系的议程，提出“欧美贸易与技术理事会”等；二是更为重要的是，面对拜登政府拉欧全面对抗中国的核心议程，欧洲并未完全接受，而是表现出相对的独立性。
尽管这种对华政策的“战略自主”是相对的和有限的，但在当前战略态势下显得难能可贵。我们必须看到，欧洲对华“战略自主”中起到核心作用的仍然是核心成员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中欧关系之所以在双边关系的波动以及中美欧战略三角中保持稳定，离不开核心大国的“稳定锚”作用。这再次说明，我们在中欧关系中要高度重视大国关系。
对于美俄关系，尽管从实质上没有取得什么突破，但我们不能忽视双方做出的战略紧张关系缓和的姿态。在拜登政府的战略议程中，显然已将制华置于首要地位，俄所面临的战略压力一定程度上有所缓解。这也是欧洲所乐见的。中美俄欧的互动可能会出现新的变化。  

姚旭

复旦发展研究院青年副研究员

拜登反复强调要“依靠盟友力量对抗中国”，其欧洲之行“中国议题”占据重要位置在意料之中。但这一决策行动并不为西方舆论买账，CNN就在评论开篇直言“美国总统通常不会去欧洲之后持续谈论中国”。
拜登此行象征意义大于实际举措和效果，更多希望以“应对中国挑战和威胁”，凝聚西方内部共识。事实上美欧在中国问题上并非铁板一块。拜登强调他已经说服了 “欧洲新朋友们勇敢地面对中国”，但欧洲明显表现出抗拒。默克尔在强调“平衡”时表示，“中国在很多问题上都是我们的对手，但在很多方面也是我们的合作伙伴。”马克龙表示，尽管存在分歧，但七国集团仍希望在气候、贸易、发展和其他问题上与北京合作，“我会非常清楚：G7不是对中国怀有敌意的俱乐部。”即使是此前美英公报的老调重弹当中也没有点出中国。当G7成员国共同发布被中国视为“挑衅”的联合公报、并某种程度上令中方不悦，就已经达到拜登预期目的了——公报更像是为欧洲国家提前准备好的“投名状”。
拜登在G7和北约两个框架内渲染“中国问题”，战术层面应引起重视，但战略层面不应过度关注。拜登此次重点为修补被特朗普破坏的美欧关系，同时借机向美国内喊话称共和党分裂，打击蠢蠢欲动的特朗普及其支持者。总体而言，德法英意等欧洲主要国家观望态势十分明显，不希望直接摆明态度选边站，在中美合作与竞争当中，中欧合作在现时语境下有更强烈的必要性。

严少华

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青年副研究员

在是否和美国组成对华统一战线的问题上，拜登显然比特朗普更让欧洲难以拒绝。但即便如此，拜登此次欧洲之行以及欧美峰会聚焦中国议题这个事情仍然要放到欧盟战略自主的背景下来看。在战略自主的基础上，欧盟对华政策协调将有别于过去“美主欧从”的模式，欧盟也是跨大西洋对华政策合作的议程设置者，而不仅仅是美国对华政策的追随者。从拜登此次访欧摆出的姿态看，也不是简单地要求欧盟追随美国，而是听取欧盟的意见，共同协商对华政策立场。这意味着欧盟也有机会塑造和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比如此次峰会中备受关注的“欧美贸易与技术理事会”（EU-US Trade and Technology Council），就是来自欧盟的主动提议，而不是美国施压的结果。欧美峰会声明关于中国的部分也指出，美国与欧盟“将在各自相似的多维度对华政策框架下就所有议题领域开展紧密协商与合作。”与特朗普政府全面的对抗政策相比，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美国接受了欧盟多维度对华政策的定位，是欧盟反向影响和塑造美国对华政策的表现。

马斌

复旦大学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拜登访欧之后，欧盟对华政策不会出现重大变化，因为拜登访欧重点在于处理与欧洲关系。从美欧数轮会晤看，中国确实是讨论话题，但远非主要议题。面对中国在战略、经济、规范等领域带来的挑战，欧盟对华政策难点有三：一是弥合欧盟整体与成员国对华政策差异；二是调试欧盟对中国历来期待与现实挑战间落差；三是寻找现实利益与价值观之间平衡。处于自身转型与国际格局变化中的欧盟，目前仍在探索与中国的相处之道。换言之，尽管目前欧盟对华战略相对确定，即在继续合作同时，日益强调与中国竞争、差异，甚至矛盾或冲突，但其对华政策具体内容、节奏等仍有极大变化性。

当然，从拜登欧洲之行可以看出美国是影响欧盟对华政策重要因素。在近期中欧关系出现较大波动，并朝消极方向变化情况下，美欧在对华问题上“对表”将对中欧关系产生影响。

拜登访欧最后行程是和普京会晤，但在拜普会前，拜登已通过双边及G7、欧盟、北约等多边机制与欧洲主要领导人进行了充分协商。通过此次拜普会可知，拜登认可和强调欧洲盟友的重要性，这对欧盟而言是利好消息。但在另一方面，美俄关系通过本次会晤实现阶段性收兵，在俄罗斯未就欧美关切的重大问题上做出显著让步情况下“点刹”此前快速施压的对俄政策，无疑给欧盟如何调整对俄政策提出了外交难题。

面对拜登访欧及会晤普京带来的系列外交联动，中国有必要进行适当关注。但是试图拉住欧盟以离间美欧是不现实的。中欧和中美相互“脱钩”不太可能，但无论欧盟、美国、俄罗斯还是中国，对各自关键技术受制于人都是心怀警惕的。因此，我国应理解欧盟关切，需在相互调适中稳定中欧关系。此外，欧盟与美国对华利益的确存在一定差异，但这一差异不足以让欧盟“远美亲中”。若不认清此点，势必会浪费我国巨大外交资源，得不偿失。

简军波

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

此次拜登访欧主要有三层目的：一是彻底修复和缓和被特朗普政府所损害的跨大西洋关系，恢复美国在西方世界领导地位。二是联合西方主要国家，以共同制衡中国的崛起。三是向国际社会表明美国将重返多边机制，继续维持其国际霸权地位。但拜登此访未能全面实现上述目的，比如在美国希望欧盟共同制衡中国问题上，法、德等部分欧盟成员表现出了与美不同立场。

但拜登访欧加速欧美在对华议程上的融合，包括建立欧美“贸易和技术理事会”双边机制等在贸易和高科技领域立场协调、共同认可在人权和政治领域加强干涉、在北约框架内采取可能的共同对华军事行动等。对此，我国应注意如下几点：

第一，欧美对华政策存在一定区别，美国战略目标是全面制衡中国，欧盟寻求对华保持技术和产业优势，不希望因与中国对抗而失去中国市场。但我国需密切关注德法分别于今明两年大选后对华政策立场变化，并做好应对预案。第二，欧盟为降低对华经贸依赖，提升战略自主，在对华经贸领域，通过法制化和规范化方式，嵌入更多人权、环保和政治标准的做法将成为显著趋势。第三，我国应充分利用双方经贸依赖和全球治理领域（如气变、新能源开发、数字基建等）共同需要，深化和扩大对欧各领域合作，也可积极寻求与北约在反恐、反海盗、维和、培训等领域合作，通过合作尽量降低北约对我不利影响。第四，不以离间欧美为目的，尽力拉拢欧洲，与欧洲发展立体交往关系，从地区（如“印太”、非洲等）、欧盟、涉欧多边机制（如17+1合作机制、“三海”倡议、维谢格拉德集团等）、成员国共四个维度深化对欧关系，尽量维持中欧友好，降低外部对我国的战略负面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