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政治经济不断演化，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百年一遇的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加速演进，各种政治思潮和经济观点时隐时现，渗透入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尽管其基本特点和发展规律有待继续观察和验证，有一点可以归纳，那就是正在演化为“新现实主义”。

所谓“新现实主义”是对当前世界政治经济所处的时代精神的一种概括，根本特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层面，大国之间在地缘政治利益方面进行战略竞争、在地缘经济利益方面存在竞争性相互依存，由1990年左右苏东剧变两德统一的东西相对均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的南北失衡，试图走向新冠肺炎疫情后的东西再均衡，再造“美国重新领导世界”、“西方盟友共同治理世界”的神话。其二，在国家政治经济关系层面，主要特点是：第一，大市场、小政府的国家治理模式弱化，总统制或内阁制的政府都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更大作用，扮演更重要角色，有意或无意间重新追求强权政治。第二，经济政策向内看，将对外贸易投资政策作为国内经济政策的组成部分，有关对外经济贸易活动更多服从服务于国内经济复苏增长。第三，关注国内经济中长期增长的韧性、供应链弹性和产业链稳健性，提高关键物资和产品的国内供应比重，政府财政资金支出优先采购本国工人在国内本地制造的“国货”。

“新现实主义”不仅在发达国家开始盛行或被付诸实践，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也受其影响，为近几年的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倾向埋单。“新现实主义”的根源在于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的均衡态势被金融危机、新冠危机打破。正如基辛格博士今年3月25日与英国前外交大臣亨特的对话，西方社会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出现了问题，需要自我进行国内矫正。一批新兴经济体的非自由民主理念有自己的存在空间和存在合理性。这种“新现实主义”既未超越肯尼思·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也未摆脱“萨缪尔森之忧”与“金德尔伯格陷阱”。大国之间政治经济利益冲突增多，滑向新冷战的可能性因素尚未消除，他们最终可能在漫步、嚼口香糖与下棋的外交艺术活动中获得释然的结果。

在政治和安全领域，大国之间正在进行激烈的竞争，“新现实主义”突出表现在西方日渐明显的战略焦虑。美国总统拜登声称“美国时代回来了”、“建设一个更好的未来”，并将中美关系定义为“不必然冲突，但极其激烈的竞争”。此前，特朗普是用“有原则的现实主义”（principled realism）来定性美国的对外政策，两者的共同政策目标是“让美国再次伟大”。新一届欧委会提出“绿色新政”、“数字化欧洲”、“开放的战略自主”和打造“地缘政治欧洲”，其本质也是让英国脱欧后的欧盟更加强大。不仅如此，美欧正投桃报李，重组跨大西洋盟友关系，以偏概全、凭空立论寻找假想敌并施加经济制裁，努力护持自由民主社会的昔日辉煌。

在经济领域，“新现实主义”体现在世界各国反思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价值链贸易的结果。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期间，面对药品和防护物资的短缺，市场手段万能神话破灭，政府手段在现实面前无能为力。随着新冠疫苗生产上市，欧盟、印度等政府实施出口限制措施，大搞“疫苗”民族主义。面对疫情导致的失业人群增多，居民收入来源枯竭，各国政府被迫进行大规模的刺激，政策支持规模和地理覆盖范围远超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期。

“新现实主义”渗透在主要国家政策主张和措施中。比如，美国3月初实施1.9万亿美元经济救助计划，直接向家庭发放现金，解决孩子们忍饥挨饿之苦，缓解住房按揭到期住房被收回流落街头的恐慌，原奥巴马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担任主任的白宫国内政策委员会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拜登总统首次设立的白宫国内政策委员会打通内政和外交政策，促使内外政策形成合力，直接是“新现实主义”的映射。3月底，美国总统拜登宣布一项总额约2.25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一揽子计划，要求兑现“购买美国货”承诺，以确保政府将纳税人的钱用来购买美国工人本土制造的美国货。此外，拜登总统责成主要政府部门启动针对国内供应链百日和一年全面审查，识别供应链安全风险，提高供应链韧性，免于关键产品短缺，同时调查保持美国竞争优势所需资金投入，强化国家安全，这是“新现实主义”的具体表象。又如，欧盟今年1月起实施总额1.8万亿欧元的长期预算方案，欧洲央行维持三大关键利率不变，将紧急抗疫购债计划规模扩大5000亿欧元，贸易政策强调实质上转向内顾保守的“战略自主”，用于打造更具韧性、更加绿色环保和数字化的欧洲，欧盟同样受到“新现实主义”影响。再如，新冠疫情以来，德国政府放弃了坚持10多年的“零赤字”和“联邦赤字占比不超过0.35%的两大财政平衡原则，出台了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经济援助方案。英国政府为了帮助国内企业和家庭渡过难关，推出力度空前的直接赠款、员工病假补偿、贷款担保等政策包。日本政府多次出台经济刺激法案，补偿在职父母、补贴维持就业的企业等。作为金砖国家成员和新兴经济体之一，印度莫迪总理提出“自给印度”倡议重在解决就业、振兴本土制造业，强化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倾向。这些国家不同的政策组合或明或隐体现了“新现实主义”的精神内核。

历史看，15世纪以来，西方世界的政治经济经历过现实主义（亦称“重商主义”）、自由主义两大范式。1990年以来，自由主义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取得绝对优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强行矫正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财富收入差距过大的趋势，自由主义走到尽头。美国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实施经济现实主义，呼应国内民粹诉求。拜登政府尽管呼吁自由主义和回归多边，但“特朗普主义”幽灵一直在游荡，“新现实主义”反而扩大了地盘和民意基础。

导致这一切的，世界政治经济的时代精神不断变化的深层次原因，是世界经济波浪式的，或者说是周期性的演进和大国力量的兴衰，而更深层次的原因也许就是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的破坏”，尤其是产业革命的力量。在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面前，我们目睹了世界政治经济的演进和范式的转变。

“新现实主义”将目睹大国之间激烈的斗争尤其是围绕着主权、意识形态、价值观的竞争。美欧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制裁和中国的反制裁。近日，七国集团（G7）历史上首次举办贸易部长会，将对强迫劳动、环境恶化、产业补贴、产能过剩和知识产权盗窃等不公平贸易做法采取行动，这明显针对中国。尽管新任总干事上任带来了新鲜空气和谈判动能，但世贸组织改革难以推进，根源在于主要成员之间的经济实力失衡，难以维持关贸总协定时代的均势。我们看到了局部战争依然持续，我们看到了种族、文明冲突，我们看到了恐怖主义依然存在，我们更是看到了百年一遇的大疫情流行和相互指责。一亿多人感染新冠病毒，几百万人失去宝贵的生命。在这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我们看到大国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以斗争、战略竞争为主。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与冷战时期不一样的是，所有的大国在经济上都是高度相互依存，也许这可以被称为“竞争性的相互依存”。

在“新现实主义”理念指导下，大国对于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的竞争性相互依存，在管理上面，采取了分类的方法，对于那些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大国间采取了激烈斗争的方式，在科技、经济领域，则是激烈竞争，在气候变化、贸易等方面是合作。所以，今天的“新现实主义”与历史上的重商主义和帝国不一样的是，战争冲突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也不是大国所轻易愿意动用的，攻城略地，宗教战争，这些方法已经被时代所淘汰。与此同时，大国之间的斗争，不带硝烟的斗争和经济领域的竞争却是愈演愈烈。传统的威尔逊“理想主义”让位于“新现实主义”，支持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的努力不断付之东流，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被侵蚀、被边缘化，进而不断遭遇重大挫折。

尽管“新现实主义”逐渐浮出水面，我们同时也看到，历史上的重商主义、自由主义并没有完全消退，而是作为重要的历史线索，留在了世界政治经济的体内，而且处于相互斗争的过程，可以说是一种缠斗。这种历史线索的斗争，也是推动历史前进的重要动力，所以产生了我们当前看到的所谓“新现实主义”。这种既有重商主义又有自由主义，还有以人民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是“新现实主义”的特征，是当前世界政治经济总体形势的一种理论描述，并不代表各个国家所实行的政策，但渗透于政策之中。在历史大势面前，各个国家的政策，必然受到这个大势局限。目前，单纯实施任何的自由主义贸易政策，或者实施完全的重商主义政策，或者是实施完全的穷兵黩武的边缘政策，都是不可思议的，更多的是要根据当前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新现实主义”特征，分类施策，而真正的竞争其实是国内的治国理政，不断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金融危机与疫情危机叠加，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交织，企业层面的初次分配效率与国家层面的再分配公平错位，国家层面的国内优先事项与国际层面的国际道义制高点排序，意味着我们将面临很长一个时间段的“新现实主义”。当前的“新现实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可能会延续到2050年左右。然后，国际社会将迎来一个新时代，这很可能是自第一次产业革命以来，主要大国完成权力转移后的一个新时代。我们可以充满自信地憧憬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那个新时代，尽管还知之甚少，也无法做出有效预测，但我们现在所做的努力，必然会塑造那个时代，我们现在应该为那个时代种下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种子，等到那个时代来临的时候，它们就会生根发芽，孕育更加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时代。

（作者：高波为英国伦敦布鲁奈尔大学商学院博士；张晓通为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