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拜登提出的1.9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正在国会审议，前财政部长民主党人劳伦斯·萨默斯和许多共和党人都认为这个计划金额过大了。而或许更重要的问题是美国是否正在迈入“刺激陷阱”，如果真是这样，又应该如何走出来。

拜登的救助计划是联邦政府过去一年内的第三次尝试，旨在帮助美国经济从新冠疫情引发的衰退中复苏。前两项刺激计划已经导致了资产价格、尤其是股票和房地产价格上涨的速度远快于工资水平。因为无论从绝对价值还是从收入的比例上看，富人都比穷人拥有更多的资产，由此会造成美国已经很大的贫富差距还可能进一步扩大。

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将促使人们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要求——包括提高税率、法定最低工资标准和社会转移支付。一项将联邦最低工资标准翻番——从7.25美元/小时增加到15美元/小时的提议，即使不会成为经济刺激计划的一部分，也可能在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真相暴露后获得公众和国会更多的支持。

提高最低工资是为了帮助穷人。但是，尽管法律可以迫使雇主向工人支付的工资高于最低标准，但不能强迫他们雇人或在低工资行业建立更多的企业。15美元/小时的联邦最低工资很可能导致总就业下降，尤其是在那些低技能部门。许多人会将就业市场和经济的疲软作为下一轮刺激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理由。

当然，新一轮的扩张性政策将引发另一波资产价格升值速度超过平均工资增长，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从而引发要求更高税收、更高最低工资标准和更多的社会转移支付的呼声，这将再次削弱投资和就业增长，似乎又证明继续实施经济刺激是合理的。换句话说，美国可能掉入刺激陷阱不能自拔。

这种情况并非不可避免。但要避免其发生，就需要在进行任何经济刺激措施的同时辅以三项配套改革。

首先，必须改善美国教育体系的质量，加强技能基础，这样更多的劳动者就能从事收入更高的工作。目标应该定为减少与低工资中国、墨西哥、印度或越南的工作重叠。

只有这样做可以让美国长期有效地与低工资国家竞争。但政策制定者首先需要认识到，美国较低技能的劳动者太多，而美国当前从幼儿园到高中的教育体系，对许多来自中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来说是失败的。另外，为现有劳动者提供更好的再培训项目也是当务之急。

第二，政策制定者应该在劳动力市场问题上双管齐下：一方面使劳动力市场更加灵活，另一方面又为所有美国人维持体面的生活水平搭好“保险网”。在这方面，美国可以借鉴丹麦的“弹性保障”模式，即让雇主可以根据市场条件的变化，灵活地雇佣、解雇或调整工资；但同时为下岗工人提供了一个慷慨的社会安全网，使他们能够维持一个相对满意的生活状态。

这一体系灵活的合同安排鼓励企业家创建企业、创造就业机会。全面的终身学习计划为劳动者提供了提高技能的机会和动力。最后社会保障体系为就业转型提供了足够的收入支持。

在一个设计良好的弹性保障体系中，最低工资的增加需要与整体生产率的提高和移民政策相一致。如果最低工资的增长超过了生产率的增长，就会形成一个双重的劳动力市场，市场中一些幸运的低技能工人保住了他们的工作，而其他许多人则无法以法定工资找到工作。

同样的，在放宽移民政策的同时设定较高的最低工资，也可能导致低技能移民工人的大量涌入。如果这些移民通过接受低于法定最低标准的工资在灰色市场找到工作，对于本土的低技能工人来说，找工作就会变得更加困难。

需要澄清的是，我并不主张取消移民或工资增长，而是强调工资增长、生产率增长和移民政策需要被视为同一个难题的不同组成部分，得到共同解决。

第三项重要的改革是通过提供更多的金融知识和更易获得的低成本资金管理工具，鼓励与帮助美国中低收入家庭增加储蓄。美国家庭目前的平均储蓄率为12-14%，远低于德国、日本或中国。

问题在于收入分配最底层40%的美国人几乎没有什么储蓄，这意味着每当资产价格上涨快于工资时，他们的相对财富就会进一步落后。一些怀疑论者可能会认为低收入家庭挣的钱不够储蓄，而研究表明如果这一群体有正确的知识、工具与激励，他们就有储蓄的能力和意愿。[1]如果美国的储蓄率提高，投资也可以相应提高，从而使经济增长更快一些。这可能会减少未来对刺激计划的依赖。

注释：[1] https://www.nber.org/papers/w11680

（魏尚进，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学术访问教授、哥伦比亚终身讲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