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从今年初的全国性爆发到目前的全球性蔓延，给全世界人民的生活和社会稳定带来巨大冲击，对经济发展造成诸多制约和阻碍。中国金融市场在遭受疫情带来的巨大冲击后，政府随即出台相关救市政策安抚市场恐慌和股民情绪。而伴随疫情在国外恶化，海外金融市场却陷入了危机，为应对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全球开启货币宽松模式。美国继采取大幅降息和天量刺激方案后，4月9日，美联储公布2.3万亿美元支持经济的新举措，日本政府也将实施史上最大规模经济对策，并已敲定达到史上最大规模的108.2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7万亿元)。面对疫情，世界各国央行多采用大水漫灌来稳市场、救经济，这种宽货币的老药方能是否对症，及其对中国经济的间接影响程度，还需进一步研判。

量化宽松这方老药是否对症？

对于美国的小政府大市场的制度环境，可以选择的有效政策工具有限，政府想通过预期来激活市场，成本相对最小的QE（量化宽松）工具可以说是最合适的选择。但是，该政策是否行之有效，可从两个角度来看：其一，疫情管理的效果是关键，如果疫情管理不佳，政府不投入大量QE，其带来的直接代价，比如失业率高起、债务成本昂贵、投资和消费萎缩等，可能会高于大量QE垫资带来的间接代价，即未来的通货膨胀、资产泡沫、收入分配恶化等问题。所以，当前货币政策管理对经济危机的治理效果是间接的。其二，从过去的历史来看，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决定了美元的宽松会导致全球货币政策进入宽松时代。然而，一旦美联储未来政策方向扭转，开放度越高的国家，其资本外逃导致的市场资产价格暴跌的可能性就越大，社会财富缩水的风险也就越高，过去新兴市场的危机多半由此引起，如今更需提前防范。

今年，疫情导致全球需求下降、工厂开工不足、原油供应过剩，这些叠加因素都会对今年全球经济造成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对供应链的冲击。此影响在疫情前就已在制造业国家凸显，当时主要是受贸易保护主义的冲击；现在则是因为疫情本身，加之未及时推进的国际疫情管理协调机制所带来的差异化举措（比如“撤侨”措施在欧美国家普遍推进），当然也不乏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借疫情之机推进产业链回归本土的政策扶持，可能导致过去20多年的全球化所形成的高效供应链被打断，世界大国（发达国家）由此会选择自我闭环的发展模式，从而给世界经济的复苏蒙上一层厚重的阴影。

对于投资者来说，在经济下行的环境下，其资产的安全和保值至关重要，如果市场出现一种看不到未来的系统性风险，那么当前最需要的是掌握具有避险功能的安全资产，而不是高收益资产。如果连安全资产也不再安全，那么流动性高的市场会出现价格高频波动现象，这说明市场只有通过追涨杀跌才能求得安全。在今天的时间节点上，我们应多关注美元、美国国债的走势，如果连它们都在波动，那么其他流动性相对好的市场价格也会随即波动，而流动性较弱的市场资产价格就会走出单边下行的趋势。

从美国天量QE看中国货币政策应对之策

本月初，中国人民银行采取定向降准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中国货币政策的选择是重在配合国家其他振兴经济的措施，形成组合拳来支持实体经济复苏和优化，同时尽量达到政策的预期效果，减少副作用。而且货币政策推进的时间窗口是有讲究的，与其他大国同步推进货币政策是期待一种间接的国际政策的协调发力，倘若我们的货币政策是单打独斗，其效果也必定会大打折扣。此外，值得关注的是，受美联储降息影响，中美利差进一步加大，这反映了三个因素：一是说明疫情影响今天的非对称性特征，即中国推进复工复产，而美国加强人流限制，造成资金需求面不同，利率表现自然也会不同；二是两国金融发展阶段不同，市场对风险的评价也存在一种客观“偏见”，尤其在危机面前，其他国家与美国的利差都会因市场厌恶风险的特征而不断加大；三是中国的政策工具不是完全依靠宽松货币政策来推进危机管理，而美国依赖货币政策的程度却较大。因此，从助力实体经济角度来看，比起已经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的欧美货币环境而言，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还有空间，不会陷入流动性陷阱的货币政策失灵。但是，中国应该注重政策效果而不是力度，所以，未来货币政策还是会配合其他政策工具的实施来灵活应对市场真实需求的变化。

我国货币政策如何在复工复产中发挥作用

目前，全国各地已经逐步复工，中小微和民营企业抵抗风险的能力比较弱，他们目前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存量和增量的挑战，存量的挑战是债务成本，增量的挑战是市场需求不足带来的复了工却复不了产（没有订单）的问题。对此，我国货币政策能做的是流动性的注入，为他们创造以时间换空间的机会；同时，加大向民营企业开放政府采购市场的力度，以解决订单匮乏的问题；并且加强要素市场的改革，打破垄断，创造更多的机会给富有竞争力的中小企业。当然，不排除这种做法会加速缺乏竞争力的中小企业被迫退出，但市场本身具有优胜劣汰的属性；而且，后疫情时代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解决脱实向虚的资金流向问题也是我们政府需要关注的问题。

针对因前期居家办公、歇业停产造成的收入下降等问题，建议应适度改善居家工作和消费的环境，尤其确保“三流”（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在互联网平台模式的充分体现。培育、创造企业和个人收入增长的商业机会，才是控制疫情冲击造成的供应链断裂问题的关键所在。类似杭州推出大量消费券或政府转移支付的发红包等手段，虽有助于带动社会消费和投资增长，但其效果还是有限的。收入决定消费，消费决定投资，这个市场铁律放诸四海而皆准，而且万变不离其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