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玉刚:欧洲的方向性困惑与不确定性焦虑
2019年04月30日  |  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年03期下  |  阅读量:19321

在对美关系不知该如何处理为好的同时,欧洲与俄罗斯的关系自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也面临严重挑战。在推动对俄罗斯的强硬回应上,部分欧盟成员国明显表现出了冲锋在前的姿态,甚至可以说一定程度上绑架了欧盟的政策。因为俄罗斯的存在,乌克兰危机被赋予了很强的欧洲地缘政治变化的含义,欧洲很大程度上把此理解为对自己能否在国际上树立一个有力量的地缘政治战略竞争者形象的检验,这种自我强化的认识对欧洲的对外关系和对俄关系造成了很大困扰。第一,乌克兰危机成了冷战后俄罗斯地缘政治强势崛起的象征,特别是俄罗斯合并克里米亚的举动,既让欧洲和历史上与俄罗斯的恩仇续接起来,又把现今欧洲与俄罗斯的关系从想象中的西方大家庭推向分裂,甚至敌对化。第二,乌克兰危机成了欧洲在面对俄罗斯时所能展现的决心的一个考验,而这种考验又被东欧国家强化,使得欧盟走上了对俄罗斯制裁的道路。第三,在欧俄关系当中美国对俄罗斯的政策又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一方面,美国对俄罗斯持续施压,包括美国暂停遵守《中导条约》,这一事态发展的直接后果是欧洲可能再次陷入历史上的冷战状态,成为美俄安全博弈的前沿阵地;而另一方面,欧洲跟随美国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同时,又面临成为美俄交易牺牲品的风险,这是欧洲在对俄罗斯关系上极不愿意看到的情况。

欧洲对俄罗斯的关系陷入多重困境。从地缘政治看,欧洲需要对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行为采取强硬回应,强硬的表现之一就是参与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同时,欧洲又担心被美国对俄关系的战车绑架,在美俄关系失控的情况下面临地缘政治安全威胁。在能源问题上,欧洲难以找到俄罗斯的替代方案,而欧俄能源合作又遭到美国打压,美国一直对德国推动的“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施加压力,要求其放弃。

在中东这个大国竞争的焦点地区,欧洲影响有限。土耳其几十年来对欧盟成员国资格孜孜以求,欧洲一方面一百个不情愿接纳土耳其,另一方面又希望拉住土耳其,以欧盟成员国来激励土耳其改革,或者对土耳其施压。不过,由于对土耳其国内改革不满,美国和欧洲都对其施加了压力,这又促使土耳其与俄罗斯、伊朗关系走近。在伊朗问题上,美国退出欧洲多年辛苦力推的核协议,引发欧洲对美国强烈不满。在叙利亚问题上,美国宣布要撤军,使得欧洲担忧俄罗斯的影响更加扩大。显然,在中东地区的大国竞争中,欧洲也不具备优势,美国对中东政策的不确定性也给欧洲造成很大困扰。

欧洲对外关系还有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来自英国。在英国还是欧盟成员国的情况下,与英国的关系也是一种内部关系,欧盟的机制和程序会起着一种规范约束作用。如果英国最终成功脱离欧盟,与英国的关系就成了一种正常的外交关系,对此,正常意义上的欧英关系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许多人对此都没有概念。

欧洲对外关系的迷失问题也可反推自身,虽然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是欧洲联盟的重要支柱,里斯本条约后欧盟也设立了相当于国家外交部的欧洲对外行动署,以及相当于国家外交部长的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但内部在对外关系上的分裂还是非常明显的。在对美关系上,欧洲存在大陆主义和跨大西洋主义之分,或者说新老欧洲之别;在邻国政策的优先方向上,欧洲有东进和南下的不同;在对待非法移民问题上,欧洲在接收和反对,在移民到达国和边境国,在利益相关者和无关者之间,分裂同样严重。欧洲内部这些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利益上的分化,使得欧洲在追求对外关系的界定和政策选择上很容易沉陷其中,而不能形成统一的对外政策。

欧洲在一些全球性议题上的引领地位丧失也造成了其对外关系上的迷失。气候变化是这当中一个很好的例子,自哥本哈根气候变化谈判后,欧洲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话语权受到很大影响,在应对气候变化安排上一方面不但不愿意给发展中国家特别关照,而且对其他世界经济体威胁要采取碳排放关税的单边行动;另一方面则面临美国先是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不冷不热,到特朗普上台后干脆退出巴黎协定的冲击,最终使得欧洲无法像在十年前那样要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确立欧盟的世界领导权。多边主义的国际秩序问题上也是如此,欧盟作为一个区域性国际组织,曾自认为是天生的多边主义者,具有领导世界多边秩序的天生优势。而在世界面临多边主义威胁和挑战时,欧盟在维护多边秩序上未能提出有效应对方案。

随着美国宣布要退出《中导条约》,欧洲面临美俄开展新的军备竞赛的危险,而且俄罗斯明确宣布,俄罗斯的导弹也将瞄准允许美国部署中程导弹的欧洲国家,欧洲如何应对还完全没有方向。

在上述欧洲对外关系面临的考验中,其实最主要的考验恰恰来自美国,来自美国对欧洲、国际秩序、其他大国、国际制度的态度的不确定,这当中的每一个不确定都会对欧洲造成困扰。一定意义上说,这恐怕也是让欧洲最为困惑的一个问题吧。

(注释略。文章来自《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年03期下。作者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导、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秘书长。本文得到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国际体系变革与中国的国际秩序观研究”的资助,项目批准号:11JZD047,作者为项目首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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