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就要问了：美国经济体制变化那么大，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没改，也改不动。

因为改不动，所以枪支泛滥。这些东西都写在宪法中的，没法修宪，枪支泛滥就没法遏制。有民意调查显示，80%~95%的民众强烈要求禁枪、控枪，但如此绝对多数的民意在法律面前仍显得非常软弱，毫无力量。国际恐怖主义对人类生命的危害每年不超1万人，但在美国，每年死伤于枪击的能达3万人左右。有时候真的要问问，谁是恐怖主义国家。

美国历史告诉我们，政治与经济关系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位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在2003年的时候认为，从1974年第三拨民主化开始，70多个国家都倒了，而中国倒下是早晚的事儿。但是，中国不但没倒，还越来越强大。黎安友因此提出“韧性”威权主义的概念，认为中国这一威权主义体制的弹性空间很大。

从历史到现实，所谓的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的说法，可能要重新认识。因为中国社会科学的落后，很多教授人云亦云。

改革开放40周年为什么能走得不错

中国改革开放40年走到今天，走得还不错，逻辑在哪？中国的政治变迁，总结下来有八个字：“坚持方向，固本革新”。

怎么坚持方向？看《邓小平文选》，1978年12月份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马上进入理论务虚，从1979年1月份开到3月份，还要继续往下开，中宣部和社科院联合举办。中宣部觉得这个会不能无限制开下去，需要一个总结，找人讲话，找谁谁都不讲，最后没办法找了邓小平。

问邓小平讲不讲，没想到邓小平答应得很爽快。他来讲，就讲了四项基本原则，定了调子，我们要改革。他还强调，社会主义改革真的不知道怎么搞的情况下，要守住共产党领导权问题，这个东西没了，一切都没了。这就是“坚持方向”。

比较而言，世界上有很多成功的革命，但很少有成功的改革。革命理论上很容易，敌人、目标非常清晰，组织动员、反对敌人就可以；而改革，是动自己的奶酪。明治维新算非常成功，但最后在我们看来也走上邪路。我们这里成功的原因，就是邓小平把握住了方向。

戈尔巴乔夫改革，首先动了基本盘，两年之内把共产党斗得稀里哗啦。1987年至1991年，知识分子、工人阶级都在风起云涌地反对苏联共产党。苏联矿工几十万人动不动罢工，而苏联知识分子是改革、反攻的急先锋。结果，苏共没了。这些知识分子到中国人民大学来要喝二锅头，因为在苏联喝不起酒了，伏特加非常难喝。这是知识分子的遭遇，更别说苏联工人的遭遇。

因此，不要听经济学家说得很美，说去国有化跟老百姓一点关系都没有，苏联就是非常典型的案例。这就是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的高低之分，一比不是一个量级的。

说邓小平伟大，结果现在大家都按照邓小平比，比如说莫迪是“印度邓小平”。考虑到印度的体制，怎么可能？在印度，公益组织成千上万，莫迪想建厂、开山，各种公益组织让他没法做。最后莫迪一气之下关闭了9000多个NGO的账户，让他们没法运行，否则改革没法弄。即使这样，日本和我们在印度争高速铁路开发权，结果日本赢了，但是两年下来征地还不到两公里。莫迪怎么可能是“印度邓小平”呢？

“自发秩序”VS“民本秩序”

从政治秩序的演化道路来看，当今世界存在着两种秩序“自发秩序”和“民本秩序”。

今天的中国和很多国家不一样：大多数国家选择“自发秩序”，即市场经济—社会分化—多党政治—代议制民主—寡头政治；而中国选择了后者，即市场经济—社会分化—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以人民为中心。

“自发秩序”第一步是有了市场经济。

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竞争，进而没有更多创新，没有更多财富。不管多么不喜欢市场经济、劳动雇佣制，它已经发生了，回到市场经济之前是不可能的。如果一个国家想有财富，没有市场经济是不行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李光耀跟邓小平说，华人世界里只有中国没有发展，其实最应该发展的是中国，因为中国人脉很深，受过教育的人都在大陆，真正到马来西亚、新加坡的都是渔民。中国大陆怎么富不起来呢？肯定路子有问题。邓小平不说话了，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回来以后就不一样了，搞市场经济。 

邓小平与李光耀会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