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 “天下为公”既是一种对个体的要求，也可能成为国际社会 和谐的基础。在“为公”的问题上，中国的思想与西方的传统同样有着契合之处。如果说儒家的“天下为公”意味着以“天下”作为个体（个人和国家）履行责任、实践伦理的空间，那么古典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将” 世界， (cos-mos)称为“城邦"(polis),也正是因为“城邦包含着政治生活的清晰的界限 、 义务 、责任和要求，城邦让你作为人的族类而生活” 。 

更为重要的是，两者背后的理论内核也极为相似。 如前所述， “ 经济人”的逐利假设往往被上溯至斯密的《国富论》，但斯密在《国富论》 和《道德情操论》中所强调的实际上并非是人的自私，而是“自爱 ”，这种“自爱”的观念正是来自于斯多亚学派。 在后者看来，“自爱”或者说 “自我意识”在低级的阶段（如动物和幼儿身上）只涉及“ 自我保存,,'即简单欲望的满足；但一个完全成长的人却发现，属于自己的最为宝贵 的特征是理性，真正的” 自爱”就是热爱自己的理性。©在理性的中介之下，个体的“自爱”就成为对世界共同体的责任：“那尊重理性灵魂＿＿ 般的、社会性的灵魂的人不考虑其他任何东西，而只是使自己那理性地、 合群性拥有自身的灵魂能保持这种活动状态，并通过同类人的相互合作达到这种境界。"

类似地，孔子在回答人为何能“欲而不贪”时说道：＂欲仁而得仁，又焉贪"(《论语· 尧曰》），也就是说，在“仁 ”的中介之下，个体的“欲”不再体现 为自私的欲望，而与家庭伦理并进而与“ 天下”相接；孟子也提到，”人之于身也，兼所爱。 兼所爱，则兼所养也……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 养其小者（口腹）为小人，养其大者（心志）为大人"(《孟子· 告子上》），这就是说，“自爱”与“ 自养”并不局限在生存 、享乐，对自己更高层次的“爱”和“利 ”是养“心”，即人格的完善。 在国际关系中，我们也可以据此引申：自爱／自利的个体固然不能不考虑最基本的生存问题，但在自保和发展之外，也同样 有着对自己更高层次的“爱”和“利 ” ，即通过承担对“ 天下”的责任来培育 、体现和完善自我作为“仁”之行为体的可能性。因此，不论是在中国的传统观念还是西方的世界主义思想之下，私利与公益都不是截然相对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为公”就是更高层次的国家利益。 两者的不同之处只不过在于，沟通私利与公益的是仁爱还是理性一一正如之前所述，这两个概念并非是不相容的。 以 “仁”为本的” 为公” 责任，是一种中国式的世界主义的表现。

四、小结

“天下为公”的政治哲学，简而言之，便是以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伦理关系为核心向外推演，强调国家作为政治共同体的相对性，强调“天下 ”这一 最广大的人类空间的重要性，强调个人和国家对世界的责任。 它并非是 要置国家利益于不顾，而是要说明：国家的命运与世界的命运是不可分割 的；国家固然不能侈谈仁义，但至少可以做到“见利思义"(《论语· 宪问》）、 “讲信修睦"(《礼记· 礼运》）；这或许有助于修正西方以“ 国家理由 ” 为核 心、以 “经济人”为基本假设的近代国家观。

思想的产生与发展，既受制于时代的物质条件，又离不开思想史的 既有传统。 西方近代国家观以欧洲国家体系的成型及扩张为其现实土壤，又在欧美思想传统的浇灌下愈加精致化、学理化。。如前所述，这种 国家观在历史上自然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却不应被抽象成恒久不变 的理念。 马丁· 怀特在论述国际政治思想时曾引用过托克维尔的一 段话：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多少道德与政治体系不断地被发现、被遗忘、再次被发现、再次被遗忘，不久之后又重新显现，每一次都令世人 着迷而惊讶，就好像那是全新的一样；这证明的是人们的无知，而非人类精神的多产……于是，通过研究千百年来道德和政治科学领域最卓越的著述者，我们就有可能重新发现，在这些领域里人类社会的 主导理念是什么；就有可能将它们简约为数量足够少的一些体系，并 继而对它们进行比较、作出判断。

怀特同时强调说：

大学教育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跳出“时代思潮”（Zeitgeist），摆脱那种、狭隘、鄙俗的精神—这种精神不断地让我们相信： 自己已经站在了人类成就的顶峰， 站在了前无古人的繁荣或无与伦比的灾变的边缘… … 

怀特一方面要求我们摆脱“当代”的局限， 放眼更广阔的人类历史， 但另一方面， 又不免局限在了西方的历史经验中， 忽视了非西方社会对于构建一个完整的“ 世界” 及其“ 世界观” 的重要性。随着人类社会的活动日益以“ 世界”为单位，一种在政治空间和政治思想上容纳和沟通“天下” 的不同部分，“ 以天下观天下”的思维也应当逐步建立起来。或许在如今的国际环境下， 这样的想法会被看作无用的乌托邦主义。但我们不妨回想一下庄子与惠施的一段对话：庄子曰：“ 知无用而始可与言用矣。天地非不广且大也， 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则厕足而垫之， 致黄泉， 人尚有用乎？”惠子曰：“ 无用。”庄子曰：“然则无用之为用也亦明矣。”（ 《杂篇·外物》）若我们只关注眼下的现实更确切地说是近代西方的经验， 便无异于固步自封在“ 容足” 之处。而“ 天下为公”的理念则看似“ 无用”， 却可能更具有前瞻性， 使我们可以尝试迈步向前， 不至于错过“ 天地之广大”。如前所述， 在构建新的世界政治哲学的过程中， 西方学者们往往跳出近代历史的局限， 从更久远的人类历史和思想史中寻找根基， 尤其是从世界主义传统中获得灵感。在这方面， 中国的思想与西方的传统并不存在着绝对的抵触，“天下为公” 完全可以被整理成一种中国式的世界主义理念， 在与西方思想相通约的基础上， 又以自身的独特之处与其相印证， 共同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重要的是， 提出一种中国的理念， 是为了“ 观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周易·贲卦·彖传》），而非 “争天下”。正如苏长和教授所言， “在话语生产上最终目的应该是促进人文对话和理解，而不是话语操纵,,心如果我们提出一种“天下为公”的理念只是为了将它构建成国家的“软权力＇勹那就又落人了“为私”的秷楛。 一言以蔽之，“天下为公”的理念尤需秉执”公心”来倡导。

（陈玉聃，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讲师；王欣，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