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特朗普政府“另类右翼”政治下的内政外交

第一，“美国优先”的实质是美国白人优先。“美国优先”在美国国内政策层面包含两个支柱:“购买美国货”和“雇佣美国人”。2017 年 4 月，特朗普政府签署了“购买美国货和雇佣美国人”行政命令。“购买美国货”条款要求涉及联邦采购和联邦拨款的项目，须采购在美国生产的材料和产品;“雇佣美国人”条款严格限制美国公司雇佣持 H －1B 工作签证的外籍专业技术员工，用雇佣美国人代替。

2020 年，特朗普相继颁布移民禁令和行政命令，禁止在美国境外的人获得绿卡，暂停持有H-1B、H-2B、J、L 签证的人士入境;美国联邦机构禁止雇佣外国工人。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产业转移方式实现美国钢铁产业重生和制造业复兴。例如，2017 年7月，富士康公司与威斯康辛州政府签订了合作项目。本来这是特朗普政府重振美国制造业的样板工程，因为根据协议，富士康公司要在该州建厂、雇佣美国工人进行生产。州政府给予富士康40亿美元的免税和补贴激励等优惠政策。

由于劳动力素质与企业岗位需求不匹配，富士康连续两年都未能完成雇佣美国人指标。这表明美国产业结构与底层白人就业的结构性矛盾:高素质劳动力短缺，低素质劳动力失业严重。2019 年4 月，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发布的“褐皮书”(Beige Book)显示，美国技术和专业岗位人才紧缺，大多数地区的制造业和建筑业等行业缺乏熟练工人。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脱离了美国和世界经济实际，导致人力资源无法通过移民得到补充而不断萎缩，成为“另类右翼”政治下美国经济加速衰退的主要因素。

反移民和反全球化的“美国优先”非但没能重振美国经济，还深化了社会矛盾，底层民众处境进一步恶化。2019 年，美国25—54 岁成年男性的失业率达14. 28%，每7 人中就有1 人失业。2000年，每10 万个美国人中有22．7 人遭受了前面所述的“绝望之死”;2017 年，该数字上升到45. 8人。

第二，以“美国优先”之名实施“种族清洗”。“另类右翼”政治的所谓“和平的种族清洗”，无非是两个主要途径:其一，通过修改法律以限制或驱逐移民;其二，用暴力或失业等方式令在美国的有色族裔无法忍受或是无法生存而被迫离开的“自我驱逐”。在“另类右翼”政治下，前者通过特朗普政府实施“雇佣美国人”政策和越来越严苛的限制移民工作法令实现;后者通过纵容“另类右翼”用暴力和恐怖主义活动变为现实。2017 年，特朗普政府拒绝签署“联合国谴责纳粹主义的决议”。这给美国“另类右翼”以极大鼓舞，各类“另类右翼”仇恨组织的暴力和恐怖主义活动泛滥成灾。美国南方贫困法律中心 (Southern Poverty Law Center)所追踪的美国“另类右翼”极端组织就超过1600 多个。

2017年8 月—2018 年8 月，斯潘塞和杰森·凯斯勒(Jason Kessler)组织了两次美国“团结右翼”(Unite the Ｒight)大集会，都是以促进白人至上主义、“另类右翼”、新纳粹主义和白人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为主题。“另类右翼”兴起之前，美国国内恐怖主义活动表现为自发性、随机性、规模小和分散化的特点。“另类右翼”政治兴起后，美国恐怖主义犯罪呈现出团伙化、组织化、规模化和集中化的趋势。白人种族主义恐怖活动急剧增加，还呈现出主流化和犯罪主体年轻化的新特点。2017 年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暴乱，2019 年得克萨斯州埃尔帕索(El Paso)种族枪击案、俄亥俄州代顿(Dayton)种族主义枪击案，都有人员伤亡。上述两起枪击案的白人恐怖分子在案发前都曾在 8chan 或4chan 等极右翼网站上发布种族主义言论。

2016年，美国暴力犯罪达到 1991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仅夏洛茨维尔一地就高达245 起，比2015年增长了26．6%。白人种族主义者和白人至上主义者正在进行“大屠杀和种族清洗”，实现他们“结束移民，一种人、一个国家 ”的目标。“另类右翼”政治引发的暴力和冲突是从根本上对美国自由民主秩序的冲击和否定。白人种族主义仇恨必然引起非白人族裔的反抗和斗争。2020 年6 月，由于美国白人警察暴力执法导致黑人死亡事件引发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就是对特朗普政府“另类右翼”政治的反击和抵抗。

第三，“美国优先”在国际政治中表现为排斥多边主义。“另类右翼”否定平等观念和自由主义政治传统，进而反对一切基于平等和自由的观念和制度。这一逻辑与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有着内在一致性。无论是 2016年的竞选纲领，还是联合国大会发言，特朗普多次表达了他的国家主义世界观，猛烈抨击全球化和世界贸易体系，“全球主义者没有未来，未来是属于主权和独立国家的”。特朗普正是以“国家理由”之名，在全世界推行强权政治。

反全球化、破坏国际秩序的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成为特朗普政府外交的最核心内容。在“美国优先，多边主义最后”原则下，特朗普政府拒斥一切全球多边合作机制，先后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和世界卫生组织等多边机制。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行径并不鲜见，小布什时期就很典型。但是，与小布什强调美国军事和意识形态安全的单边主义不同，特朗普政府“另类右翼”强调军事实力，漠视美国传统民主制度和文化的软实力。自20世纪90 年代初约瑟夫·奈(Joseph Nye)系统提出“软实力”理论后，“软实力”成为历届美国政府着力建构的国家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21 世纪的美国全球领导力来说，美国新、旧保守主义都“承认能力、权力和结果之间不是必然联系的，必须重视外交工具、培育伙伴和合作的价值”，但是这一切都被特朗普政府“另类右翼”政治所颠覆。

特朗普政府摒弃多边主义，标志着美国在全球层面否定了以政治、法律和道德为核心的西方“普世价值”理念和知识体系，这完全是由“另类右翼”反西方民主政治本性决定的。美国的“软实力”本身就是国际政治权力，是让他国自愿跟随的能力，是凝聚西方国家联盟的精神纽带。特朗普政府的“另类右翼”政治放弃了美国传统优势的“软实力”而追求排他性的“美国优先”，这无异于缘木求鱼。

四、美国“另类右翼”政治的对华政策

对华政策调整是特朗普政府“另类右翼”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扼制中国经济发展是“美国优先”原则下美国逆全球化政策追求的重要目标。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实施“大国战略竞争”战略

作为特朗普政府顶层政策设计者，班农除了鼓吹美国利益优先、反对移民和反对全球化外，还将中国视为美国头号“威胁”，主张美国和中国对抗。2017 年12 月，特朗普政府公布安全政策文件《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位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2018 年1 月美国发布的《国家防务战略》称“重回长期战略竞争”。特朗普政府“另类右翼”政治对华政策做出重大调整，宣告世界进入21 世纪“大国战略竞争”时代。充分认识美国的“大国战略竞争”，是我国做出战略应对的前提和基础。

第一，特朗普政府“大国战略竞争”的战略目标是维持美国的单极霸权。苏联解体后，老布什政府制定了美国单极霸权战略，其目标是后冷战时代在军事、经济、科技等诸领域内不允许出现任何对美国霸权构成威胁或挑战的国家和国家联盟，即维持美国“首要地位”。特朗普政府所谓“大国战略竞争”是指美国感受到来自崛起中的中国潜在的威胁和挑战，进而产生敌意和恐惧，以逆全球化对自身造成的经济损失和一定程度上国家繁荣的伤害为代价，剥夺中国从全球贸易特别是中美贸易中获益的可能性，以此遏制中国经济发展，维护美国的单极霸权。现阶段中美“战略竞争”的重点是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表现为美国不择手段地围剿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高技术公司。对此，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巴尔(William Barr)直言不讳:“美国第一次在支撑未来创新的核心科技领域丧失了领先地位。……中国已经在5G 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因此，特朗普政府对华“大国战略竞争”，是维持美国单极霸权目标下的策略性变化。

第二，特朗普政府“大国战略竞争”路径是极端利己的单边主义。特朗普政府“大国战略竞争”意味着冷战结束后的中美关系框架发生改变，由“合作竞争”转向“对抗竞争”，“竞争性合作”交往将被“冲突性互动”取代。美国单极霸权战略最主要的倡导者查尔斯·克劳塞默(Charles Krauthammer)认为，当今世界处于单极时代，美国经济可以繁荣多久，美国霸权就可以持续多久。

特朗普是其拥趸。“另类右翼”的政治属性决定了特朗普政府极端现实、极端功利的特质。特朗普政府“大国战略竞争”的重点是巩固和提高单极霸权的两大基础——经济能力和军事能力。巩固美国经济能力的首要战略竞争对手是中国。

“另类右翼”政治下，特朗普政府打破了所有的道德、意识形态与战略考虑底线，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经济问题政治化已成为常态。“美国优先”原则下，用安全问题裹挟西方国家及其追随者为美国单极霸权战略利益服务，是特朗普政府单边主义的主旨。例如，为了打压华为，美国政府借助加拿大制造孟晚舟事件，威胁意大利等欧洲盟友若使用中国 5G 技术将考虑将其逐出北约。从关税清单到实体清单，从打压华为到全面封禁Tik Tok，美国通过贸易战、科技战，再到与中国“脱钩”，将中国拖入战略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