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特朗普政府“大国战略竞争”手段是极端功利的法西斯主义。特朗普政府“大国战略竞争”是中美之间包括经济、政治、科技和意识形态等在内的全方位博弈。政治层面，特朗普政府妄图破坏中国主权完整和政治稳定，企图通过制造

香港暴乱在中国发动颜色革命，毁掉中国发展的国内基础。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特朗普政府利用“另类右翼”煽动仇恨的惯用伎俩，炮制对华“文明冲突论”。舆论上，特朗普信奉法西斯主义“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成为真理”的戈培尔效应，

十分重视宣传和传播的作用与影响。特朗普政府从舆论上恶意制造中美冲突产生的条件，利用美国民众反智反理性的情绪和社会心理，无中生有地炮制谣言，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诬蔑中国利用留学生从美国窃取知识产权和技术，指责中国的网络攻击，声称美国 90% 的网络攻击根源在中国。

2018年12 月以来，美国政府变本加厉对中国媒体驻美机构采取人数限制措施，变相大量驱逐中国媒体记者，目的就是使美国民众远离真实的中国，绝对地掌握和控制信息传播系统，不遗余力地妖魔化、污名化中国，以增加中美冲突的强度和烈度。

(二)应对美国“大国战略竞争”的对策建议

美国对华“大国战略竞争”将是一个未来长时段内重复博弈的过程，冲突性互动是常态，对此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

第一，正视中美战略竞争的客观性。“大国战略竞争”是特朗普政府“另类右翼”政治与美国霸权追求压倒性权力和绝对实力的必然结果。冷战结束后，美国单极霸权的维系一直是以遏制其他国家的发展为前提，从日本、德国，再到欧盟，经济崛起的国家或超国家组织无一例外。因此，中美之间的博弈，不是所谓“文明的冲突”，而是“由于中美两国在国际体系权力结构中位置不同及利益需求的差异而产生的矛盾，并在一个时期以来主要表现为中国力量上升、利益需求扩展与美国维护其霸权安排的深刻冲突”。对立性利益的存在决定了中美之间的竞争关系。但是选择合作性竞争，还是冲突性竞争，则取决于美国政府和政治家对利益的战略考虑和策略选择。中国历来主张正和博弈，合作共赢;而特朗普政府则主张零和博弈，你死我活。外部环境固然重要，但中国发展的决定因素在于内部的改革、稳定和创新。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提高综合国力。目前，面对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外需下行和中美关系的深刻变化，我国已及时做出了战略调整，提出加快建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但从长期来看，减少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和提高创新能力，将有助于我国建立起更加完善、更具开放性、包容性和竞争性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第二，重视中美关系的全球性。特朗普政府“大国战略竞争”下极端利己的单边主义不可持续，根本原因在于全球化时代，中美关系的本质不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双边关系，而是全球性的多边关系。全球化使中美经济之间互相依存，完全“脱钩”几乎不可能，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特朗普政府迄今真正实施的是“选择性脱钩”，而不是“完全脱钩”。这是由全球化生产方式决定的，是不以美国主观意愿或主观感受为转移的。这也是“新冷战”框架解释中美“大国战略竞争”的无力之处。即使中美经济完全“脱钩”，中国与欧盟、东盟、金砖国家等世界上多数国家和地区之间贸易往来的互补利益不会改变。除此之外，恐怖主义、气候变化和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等领域，世界各国存在着共同利益。在“另类右翼”政治推动下，美国退出了《中导条约》，还将退出《开放天空条约》，破坏了保障世界和平的核军控条约，挑起了军备竞赛并增加了战争风险，这将会危害美国欧洲盟友的安全和核心利益。特朗普政府“另类右翼”政治将人类社会看做弱肉强食的世界，奉行丛林法则，这在短期内也许奏效，长此以往必然会招致世界上更多国家的反对和抵制。在美国内部，抵制“另类右翼”政治的建制派力量依旧强大。因此，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更需担当起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促进共同繁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坚定地做新型全球化的推动者，防止中美冲突进一步加剧。

第三，警惕中美国内舆论和民意的极端建构。对特朗普政府“大国战略竞争”下法西斯主义的危险性和蛊惑力，我国要准确评估、高度警惕，并做好充分应对准备。中美战略竞争过程中，随着冲突性互动的重复博弈和冲突强度的不断增加，两国内部凝聚力都会得到持续增强。“另类右翼”政治下，美国国内对理性的排斥使美国社会陷入反智主义狂热，支持特朗普的美国民众盲目相信其有关中国的一切谎言和诡计，激发起对中国的仇恨，甚至超过了政党界限。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Ｒesearch Center)2006—2020 年动态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美国成年人中对中国持“无好感”(unfavourable)的比率从 29% 增加到了73%。其中以 2017 年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这一数字上升的速度为甚。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和增进国际交往，拓宽中国与世界各国及其人民的沟通渠道，提升国际沟通力，消除偏见和误解。对于中国国内，既要珍视爱国主义对于中国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价值，又要防止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盲目性对国家利益的伤害。因此，无论对国内还是国际，我国都要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以中国发展的可持续目标和中华民族复兴的长远利益为战略任务。

五、结语

“另类右翼”政治和“特朗普现象”颠覆了二战结束后西方学术界普遍认为法西斯主义威胁已然在欧美民主国家消退的乐观估计。越来越多的欧美国家及其民众意识到:特朗普政府向西方国家输出的主要意识形态已然是以白人种族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为核心的“另类右翼”政治，而“另类右翼”成为全球面临的最主要的恐怖主义威胁。

现代政治系统中，一种因素的变化会引起相关因素随之变化，乃至影响到整个政治系统的结构。2020 年大选在即，特朗普会不惜代价地利用中美关系和对华政策为自己胜选连任服务。虽然班农离开白宫，重新担任布莱巴特新闻执行主席，目前又因涉嫌诈捐被捕，似乎“另类右翼”在美国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但是，他为特朗普政府定下的施政纲领和政治路线不会因此而发生根本性改变。另外，美国民主党在对华政策上与特朗普政府表现出了高度一致:2020 年8 月，美国民主党通过的新党纲删除了“一中”原则，这既体现了民主党出于选举政治的考虑对“另类右翼”的妥协，也反映了美国整个政治精英群体已经确立了对华“首要战略竞争对手”的定位。对此，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另类右翼”政治影响的深刻性、危险性和持久性。

美国以遏制中国发展来维系其单极霸权的做法不仅无法根治美国相对衰落的问题，还会因付出的高昂政治经济成本不可持续而加速衰落。马克思早就指出:“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模式多元化，决定了任何国家都必须从两极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坚守中国发展的底线，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进行坚决斗争;也要放眼长远，积极寻找中美战略竞争的弹性空间。从世界历史来说，中美战略竞争是避免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促成国家间达成“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思想和行为共识的必经过程。

（刘艳，广东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