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在全球化竞争压力、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以及人工智能等新科技浪潮的冲击下,在具体经济对策上,中、欧双方各自祭出产业政策,积极加以应对。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后,全球产业格局进入新一轮变革,日益激烈的产业竞争和更加快速的国际贸易与资本流动,改变了欧盟及其成员国对产业政策的看法,一改战后“去工业化”进程与“知识经济”下对工业产业的轻视,频繁而密集地推出一系列产业政策。2010年,德国推出《德国2020高技术战略》,成为当代高端产业政策的标志性文件。2011年,英国发表《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之路》报告,提出六大优先发展产业,重点推进航空航天、汽车制造、医药、军工、电子、能源等产业数字化进程。同年,西班牙以“再工业化援助计划”方式,由政府出资约4.6亿欧元资助国内再工业化项目。2012年,法国成立生产振兴部,以重振法国工业。2013年,德国发布“工业4.0”战略,强调通过智能制造加企业整合的双重途径提升德国制造业的竞争力。2015 年,法国提出“新工业法国”战略,重点推动数字经济、网络安全、智能设备、智能食品、新材料、智慧城市、新能源汽车、交通设备和未来医疗九大制造业领域的建设。2016年,意大利也提出“工业4.0”计划,其后两年内共投资近300亿欧元。2019年,德国发布《国家工业战略2030》,时间上承接2018年的《德国高技术战略2025》,提出加大国家干预、打造龙头企业等措施。同时,法、德两国积极互动,力图推出和实施欧盟层面的产业政策。

与此同时,中国也积极投身于产业强国建设。2015年,国务院发布《中国制造2025》,提出到2025年在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机器人、先进轨交装备、电力装备、新材料等产业形成一批具备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和产业集群,提升全球产业分工地位。然而,在中国走向制造强国的进程中存在着多种新的挑战。其一,随着欧盟等发达国家开启“再工业化”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全球产业再分工,我国产业面临“双向挤压”挑战;其二,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劳动力成本逐渐上升,过去以资源消耗为主的粗放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其三,我国各类产业尤其高端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较弱,产业结构不合理,与欧盟等先进国家相比仍有一定差距。

五、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产业国际竞争视角分析了2000～2017年中欧产业差距变动情况,结合实证剖析中欧产业差距缩小的经济学动因。研究结果表明,2000～2017年中国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与欧盟间的差距均逐渐缩小,且金融危机后差距缩小的速度较危机前更快。但自2015年起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较欧盟及其成员国的竞争优势开始下降,且欧盟产业体系的发育更为健全。实证结果表明,中国近年来生产要素和需求条件的不断改善、关联产业的蓬勃发展、企业结构的持续优化,是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快速提升并缩小与欧盟间差距的主要原因。基于上述内容,本文提出以下两方面政策建议:

1. 关于进一步提升中国产业竞争力的相关举措

2018年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公布的工业竞争力指数排名中,中国已由2000年时的第19位,跃升至全球第3位。但是,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劳动力与人口“三大拐点”相继出现,人口红利逐步丧失,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优势出现下滑。另据《2018全球竞争力报告》测算,中国人力资本表现平平,短板明显,在受教育数量和质量两方面明显欠缺,制约了高新产业的进一步发展。由此,中国要实现经济持续良性发展,必须采取相关举措,进行产业升级,以此保障产业竞争力的稳步提升。

第一,支持产业创新,加强人才培养。颠覆性创新的爆发是新产业集中孕育时期,也是国际竞争格局剧烈变动的时期,后来者可抓住契机跃居前列。当前中国在5G通讯、半导体、量子通信、云计算、无人机等新型尖端领域占有优势,更应加大产业创新支持力度,把握战略机遇期。一方面,应继续加强产业研发投资力度,完善创新研究支持体系,提升科研成果转化效率,形成自主知识产权,从先进技术的“追随者”成长为“排头兵”。另一方面,完善人才激励机制,加大人才培养和引进力度。不仅需要培养和引进更多能引领产业纵深发展的科研人员等创新型人才,也需要具有国际视野的企业管理人才和从事先进制造的工程师与产业工人。此外,在大力培育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同时,应注意为劳动密集型潜力产业的发展预留上升空间。劳动力供求量逆转和资本充裕度提高会使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竞争力逐步削弱。但劳动密集型潜力产品的相关产业,在增强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能力而将原始产业精细化改造后,其收益率既不逊于高技术产业,同时亦可释放大量就业机会。

第二,改善国内分配,激发潜在需求。如在初次分配上,提高劳动收入比例,政府减税降费,使经济增长红利更多为劳动者所分享;在再次分配上,更大程度地发挥财政转移支付作用,减少贫困人口,以“盯住式”产业政策促使战略层面的高新产业快速发展。通过分配制度的改善,缩小贫富差距,激发消费需求,提高居民消费水平,不断使产业的生产潜在边界得以扩展。

第三,完善产业链条,深化金融改革。对中国而言,面对长期路径依赖和发达国家压制,不能仅依赖个别企业的努力和市场调节。政府应推出产业政策和技术政策予以支撑,通过金融、财政、税收等调节机制构建完整的核心产业链,在完善终端产品加工环节的基础上,加强对关键设备制造、核心元件生产等环节的培育,发挥关联产业的带动作用。以金融为例,深化金融改革,一方面要为实体经济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特别是着力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以打通融资渠道,鼓励风险投资进入产业扶持领域;另一方面,提高政府的金融监管能力,防范与管理金融风险,把控虚拟经济发展的规模与速度,实现金融服务于实体、实体带动金融的稳定与良性循环。

第四,重视规模经济,培育龙头企业。合理的企业规模分布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必要条件,而目前中国的资源错配使大企业和小企业数量不足,中间规模企业过多。特别是,大规模企业可从降低生产交易成本、增加产品附加值,尤其是提升研发效率等多方面提升产业竞争力。为此,应鼓励与推动企业战略联合与兼并重组,扩大产业集群的规模效应,实现产业集群的协同发展,培育一批具有国际品牌影响力的“航母级”龙头企业,强力带动相关产业快速发展。

2. 对欧盟产业政策变化和未来中欧关系的认识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随着“市场原教旨主义”盛行,新自由主义深入人心,产业政策一度被欧盟束之高阁。但自中国“入世”以来,欧盟产业政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金融危机后的几年更有爆发态势。成员国结合自身经济发展的需求纷纷启动“再工业化”;同时,主要工业强国纷纷推出以制造业转型升级为核心的产业政策,尤以德、英、法三国最具代表性。欧盟在2010年《全球化时代的统一产业政策》文件中提出,“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现在的欧洲都更需要工业,而工业也更需要欧洲的支持”。2012年10月,欧盟委员会发布《打造强大的工业以促进欧洲增长与经济复苏》产业政策升级报告,提出了实现“再工业化”的政策目标,并在2014年和2017年分别作了更新。2018年12月,19个成员国呼吁修订欧洲竞争规则,确保足以应对产业竞争的欧洲工业巨头的崛起,使欧洲工业保持全球竞争力,并在2019年底前制定新产业战略。

事实上,欧盟国家通过产业政策扶持本国产业、抵制国外产业冲击的做法在战后初期很常见。如法国在20世纪60年代由政府主导,在关键技术领域提供贷款利率补贴以支持产业研发,甚至成立国有企业,在民用核电站、航天航空、高铁等新兴领域不断开发新技术,在发达国家中独树一帜。自20世纪70年代至今,中国产业参与国际竞争,则历经了资源竞争、产销竞争、资本实力竞争、技术创新竞争四个阶段。目前,中国部分产业,如航空航天、5G通讯、人工智能等已经进入第四阶段,以华为、中国中车为代表的一批中国龙头企业,逐渐让欧洲感到与日俱增的竞争压力。因此,欧盟大幅推出产业政策并非突然转向,而是在反思和检讨中“酝酿”出来的。笔者认为,未来欧盟产业政策可能进一步趋于保守,中国可能在欧洲遭遇“不友好”的非市场性竞争和监管限制。

新型国际背景下,中欧关系面临考验,但双边仍具众多一致的诉求。相对美国来说,欧盟仍是较为可靠的合作伙伴。上届欧盟委员会副主席莫盖里尼(Mogherini) 在2019年3月欧中战略对话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是欧盟的战略伙伴。在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如贸易、气候变化、伊核问题等,中欧应加强双边和多边合作;在一些存在政策差异甚至竞争的领域,欧盟也愿与中国积极协商。”在中国发展与崛起之际,中国应主动做好顶层设计,引导中欧关系,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条件。同时,在双边交流中要考虑到欧方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及其对自身软实力的自豪感,对症下药。在全球不确定性日益上升的背景下,双方应继续寻找与扩大合作的新增长点,继续推动中欧关系机制化与贸易投资自由便利化。中欧在创新产业和研发领域的合作有着广阔的空间,特别是在新兴产业、环境保护、健康和服务业等未来至关重要的领域。中欧在知识产权保护、投资便利化、构建平等开放营商环境等方面互持开放、沟通、协作的态度,双方互守改善市场准入和优化投资环境的承诺,是中欧产业良性互动,实现双方高质量、包容性发展的重要前提。

（丁纯，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 强皓凡，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