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0 年美国总统大选在选情与疫情叠加的特殊背景下开展。在美国国内新冠肺炎疫情 持续爆发这一大选年黑天鹅事件的短期巨大冲击下，疫情危机、经济就业和族群矛盾成为 2020 年美 国总统大选的三大热点议题，关键摇摆州的民意走向对选举结果产生重大影响。在疫情造成的短期 冲击之外，影响美国政治中长期演化的深层变量为政治极化背景下的新一轮政党重组趋势：东北部 “铁锈地带”白人蓝领选民对民主党的疏离，南方部分“阳光地带”年轻选民群体对共和党忠诚度 的下降。“身份—认同”将逐步取代“经济—阶层”成为美国政治的核心因素，并加深美国的社会 裂痕、党派斗争与政治极化，使其国内治理效率进一步下降，甚至引发政治民主的退化。
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在选情与疫情叠加的特殊背景下开展。与以往主要由传统的经济、社会议题——税收、就业、医保、移民等常规因素左右大选不同，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大规模爆发及其带来的一系列济、社会影响冲击，疫情这一非常规因素成为最大焦点。此外，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政治极化和社会分裂加剧，使种族冲突的烈度持续上升、关键摇摆州对大选的意义更为突出。二者共同成为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值得关注的政治新趋势，并与疫情形成了叠加效应。概言之，相互交织的四大因素——疫情危机、经济就业下行、族群矛盾和关键摇摆州民意，成为影响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主要变量，而疫情是贯穿其中的主线。
在选情与疫情的叠加作用下，近年来美国政治、社会发展中以极化和分裂为代表的一系列深层矛盾正持续发酵。其背后的中长期逻辑植根于当前美国政治正在浮现的两种政党重组（Party Realignment）趋势［1］，即东北部“铁锈地带”白人蓝领选民对民主党的疏离、南方部分“阳光地带”年轻选民群体对共和党忠诚度的下降。这一趋势意味着“身份—认同”将逐步取代“经济—阶层”而成为美国政治的核心因素。选情与疫情叠加下，美国社会的分裂与对立、党派斗争与政治极化，使其国内治理效率进一步下降，甚至引发政治民主的退化。
近年来，国内学界对美国的政治极化现象加强了研究：政治极化是美国政治在近几十年的最显著变化之一［2］；当前美国政治中政治极化突出地表现为政党的极化、国会的分化、公共政策的分歧，以及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观的分裂［3］。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有关研究开始讨论制约美国疫情防控成效的治理困境：美国国内政治斗争尤其是党派政治斗争严重阻碍美国抗击疫情［4］，美国应对疫情失利与联邦制运转紊乱失序以及自身治理体系存在严重缺陷有关［5］。但是，相关研究尚未充分地把疫情和选情因素关联起来，探析美国政治的最新演化及其折射出的治理困境。因而，本文从选情与疫情叠加视角探析美国政治及其治理现象。反观选情与疫情叠加下美国政治的情势及反映出的西方国家治理困境，有利于坚持走中国政治发展道路，坚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选情与疫情叠加：影响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四大因素
（一）疫情危机：从“聚旗效应”到“连任挑战”
新冠肺炎疫情短时间内在美国的大规模爆发甚至失控，无疑成了美国大选年最大的黑天鹅事件。与历史上的突发性公共危机类似，美国民众在疫情爆发初期表现出了对总统的支持，形成了所谓“聚旗效应（the rally around the flag effect）”①。在近年来美国政治、社会高度极化和分裂的背景下，特朗普的执政满意度到2020年3月中旬一度创下了其执政后新高（49%）。然而，与珍珠港事件和九一一事件后总统的民调支持率持续走高不同，随着疫情不断发酵和特朗普政府在应对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增多，民众的失望和不满情绪从3月下旬开始迅速上升。多家美国主流民调机构的数据显示，到5月底时超过80%的受调查者称不会因疫情应对支持特朗普连任。相应地，特朗普的执政满意度到6月中旬时迅速跌至42%，达到8个月以来的最低点②。
对美国总统而言，重大危机事件在政治上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能在“聚旗效应”的推动下成为执政者强化政治资本的契机，也可能成为执政者政治生的“终结者”，结局如何取决于执政者的应对。历史上罗斯福和约翰逊在二战与越战期间的相反表现即为案例。新冠肺炎疫情危机爆发后，特朗普支持率的先升后降表明，他没有有效应对此次危机，不仅未能使之转化为自身的政治资本，反而对其竞选连任也一度造成不利影响。在此过程中，政治经验和治理能力缺位、党派利益和资本利益至上、推诿懈怠甚于承担责任等事实和行为纷纷暴露在美国民众和国际社会面前，使疫情危机可能成为其“连任挑战”。如果美国国内疫情仍无法得到有效控制，继续出现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扩散，其支持率可能出现复杂的波动。
（二）经济冲击：从“首要政绩”到“最大拖累”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前，美国经济于2019年实现了2.3%的增长，失业率则保持在3.5%的低水平，资本市场连创新高。之前，经济的亮眼表现成为特朗普一再标榜的“首要政绩”，也是其竞选连任的最大筹码。然而，突如其来的疫情对美国经济和就业产生了巨大冲击。由于美国经济和就业中服务业占比均超过80%，在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下，美国经济在2020年一季度负增长超过5%。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预测，美国经济的萎缩程度会比此前预计的更严重。与经济衰退相关，美国国内失业率在短期内迅速飙升，到5月下旬时已超过15%［6］。尽管6月开始至8月，美国国内失业率有所下降，但仍持续维持在多年来少有的10%以上高位［7］。
尽管特朗普政府不遗余力地出台刺激政策以应对经济衰退，但美国主流民调机构的调查显示，民众对其经济领域的执政满意度从2020年年初的任内最高点60%骤降到了6月初的47%。虽然这一指标近期有所反弹，但仍低于50%的半数门槛。这表明经济已逐步从特朗普连任的首要政绩转变为负面因素。如果美国经济和就业形势在大选前无法实现根本逆转，经济恐将成为特朗普连任的“最大拖累”。按照历史统计数据，几乎没有在经济衰退背景下成功实现连任的美国在任总统。
（三）族群矛盾：把握政治动员边界是两党共同挑战
种族矛盾是美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的深层政治、社会问题。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在美国的兴起尤其是白人至上思潮及其引发的政治反弹，加剧了美国的种族矛盾，并进一步演化为种族冲突。这一变化反映到政治社会层面，便是2017年的夏洛茨威尔事件和2020年的弗洛伊德事件引发大规模骚乱。弗洛伊德事件的持续发酵和大范围影响在于叠加了种族矛盾、疫情恐慌和经济衰退、失业飙升带来的社会不满情绪，并在美国大选年这一特殊节点集中爆发。在美国政治高度极化的背景下，两党总统候选人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各自政治站队，以此更好动员其基本盘。就特朗普而言，赢得2016年大选的主要政治基础在于白人本土主义及其反移民、反多元主义立场，因而种族矛盾的上升有利于提升其在白人选民尤其是福音派新教徒等极端保守群体中的政治支持度。但另一方面，打种族牌也有边界，因为特朗普的任何过度举动都可能刺激少数族裔尤其是黑人投票率的上升，从而有利于拜登的选情。特朗普选择避开纪念奴隶解放的“六月节”而推迟举行其在疫情爆发后的首场线下竞选集会，就是为了避免种族矛盾被进一步激化。此外，调查数据显示，当前有超过60%的美国民众不认同特朗普政府处理种族矛盾的方式，因此其行为的适当节制也是理性选择的结果。就拜登而言，现实的挑战在于如何一方面利用种族矛盾的激化提升少数族裔对民主党的投票率，另一方面避免过于激进的主张疏远中间选民尤其是摇摆州的白人温和群体，以免民主党在该群体中流失选票。
（四）关键摇摆州民意：特朗普一度较大落后
摇摆州一般指“蓝州”（对民主党有较为稳定的党派忠诚）和“红州”（对共和党有较为稳定的党派忠诚）之外的“紫州”。摇摆州的党派归属难以被清晰界定，任何一个政党都很难取得稳定的相对多数地位。在美国“胜者全得”的选举制度下，摇摆州选举人票的最终归属具有不确定性。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政党政治极化的加剧尤其是民主、共和两党势均力敌局面的出现，使摇摆州在影响总统大选结果方面的作用迅速上升，甚至出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即少数关键摇摆州的几十张甚至十几张选举人票能够最终决定白宫的党派归属。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正是宾夕法尼亚、密歇根和威斯康星等少数“铁锈地带”关键摇摆州的不足50张选举人票，将特朗普送进了白宫。其中更值得关注的是，特朗普在这些州获得的选民票相较于希拉里的领先优势均不足1%（最少的只有区区几千张票），却在“胜者全得”制度下将这些州的选举人票全部收入囊中，最终在全国选民票少于希拉里的情况下赢得大选。不难看出，在当前美国政治高度极化和选举制度设计的双重作用下，少数关键摇摆州民意的微观变化可能会产生选举意义上的重大影响，分析这些州的民意走向及其深层动因对观察美国大选形势变得日益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