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美国主流民调机构的调查数据，3月中旬以来，拜登在密歇根、宾夕法尼亚和威斯康星等白人蓝领选民集中的“铁锈地带”关键摇摆州较特朗普的领先优势加速扩大。在密歇根，3月中下旬时拜登和特朗普的支持率分别为44%与41%，到5月中旬时两者支持率则变为49%与41%，拜登领先优势从3个百分点扩大到8个百分点。在宾夕法尼亚，拜登领先优势从3月底的6%扩大到4月下旬的8%。在威斯康星，3月中旬以来拜登不仅逆转了此前的民调劣势，而且到5月初已开始领先特朗普3个百分点；福克斯新闻的最新民调更是显示到6月3日，拜登在威斯康星已经领先特朗普9个百分点①。随着当前疫情变化和选情发展，拜登对特朗普在关键摇摆州的领先优势缩小。但是，特朗普在关键摇摆州的支持率一度较大落后，客观反映了美国国内经济社会矛盾的新演化。

首先，疫情大爆发尤其是特朗普政府的应对不力引发关键摇摆州选民的不满。据福克斯新闻6月初的民调，拜登在威斯康星的领先优势大幅扩大，主要因为民众对病毒的恐惧和对特朗普应对不力的不满。在调查样本中，受访者认为拜登更有能力应对疫情的比例较特朗普高14个百分点；同时，拜登支持者的投票积极性比特朗普的支持者高出8个百分点。

其次，疫情导致的美国经济短期衰退和失业率飙升在制造业集中的“铁锈地带”体现得更为明显。据美国劳工部的统计数据，截至5月底，美国平均失业率超过15%，这一数字创下大萧条以来新高。在制造业领域，失业率达到四分之一，不仅远超全国平均水平，也超过大萧条的历史高点。因对经济前景的普遍担忧和对失业问题的深度焦虑，这些州的白人蓝领选民对特朗普政府产生不满。

再次，拜登的竞选策略较希拉里更突出了对白人蓝领群体的关切。经历2016年大选的失利后，民主党精英尤其是建制派调整了2020年大选的竞选策略，其中的一大亮点即对白人蓝领群体利益的重视。在拜登的竞选纲领中，重建强大工会成为其吸引蓝领选票的重要主张，与工会团体保持密切互动、在疫情背景下攻击特朗普政府的经济政策、有利于中下层的就业和社会福利构想等，都使拜登在这一区域的支持率上升。

与“铁锈地带”关键摇摆州的选举政治意义植根于经济因素不同，南方关键摇摆州的观察点是人口因素。其主要趋势有两个方面。一是人口结构年轻化趋势愈发显著。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国内以年轻人为主体的自北向南的人口迁移现象成为潮流，南方的人口结构逐渐发生了深刻变化：到2016年，亚利桑那和佐治亚常住人口的年龄中位数已分别从1990年的36.4岁和36.8岁下降至32.5和33.4岁②。人口年轻化使民主党以多元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在南方的影响呈上升趋势，对共和党基本盘形成侵蚀。二是人口结构的族裔多元化趋势日益加速。佐治亚的白人常住人口比例从1990年的71%下降到2015年的56%，同期黑人占比则从27%上升到32%③。在亚利桑那，拉美裔选民人数正在经历迅速增长，到2016年，该州选民的党派认同首次出现了共和、民主两党势均力敌的状态（各占三分之一），由此成为选举政治意义上的摇摆州。2018年的国会中期选举中，亚利桑那更是选出了近几十年来的第一位民主党参议员，加深了其作为摇摆州的“成色”。

上述两州选民结构趋向政治“临界点”的变化，引发了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两党候选人的高度关注。拜登和特朗普纷纷将其作为大选积极争取的关键摇摆州进行布局。拜登团队疫情期间通过云视频方式在亚利桑那举行了三场集会。特朗普则将疫情期间的首次出访选择在亚利桑那。

综上，在以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为主线的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下，疫情、经济、种族矛盾和摇摆州民意的动向表明，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受到复杂因素的影响，选举情势极易出现波动。

二、美国政治的中长期走向：两大政党重组趋势与极化分裂的加剧

在选情和疫情叠加的当下，美国政治中以极化和分裂为代表的诸多深层次问题在短时间内集中突显，表明其国家治理已经一定程度上陷入困境。如果我们跳出当前的具体现象，运用更长时段的历史和政治逻辑进行观察，可以通过对政党重组趋势的分析透视美国政治极化分裂的根源，进而更好地把握其影响。概言之，当前有两大政党重组的趋势正在重塑着未来中长期美国政治的走向。

（一）美国东北部“铁锈地带”白人蓝领选民对民主党的疏离

美国政党重组的第一个重要趋势是，2016年大选集中反映出的五大湖区“铁锈地带”由“蓝”变“红”。在这次选举中，民主党传统的东北部政治联盟出现了重大分裂。一直以来，这一联盟主要是由新英格兰（New England）、中大西洋（Middle Atlantic）与五大湖区“铁锈带”三部分构成，但以白人蓝领群体为主体、以传统制造业为主导产业的“铁锈带”各州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几乎全部倒向共和党并成为特朗普的支持者，进而推动形成“特朗普现象”［1］。

在“铁锈地带”，俄亥俄、密歇根、宾夕法尼亚、威斯康星和印第安纳等全部变成了特朗普和共和党的票仓，只有伊利诺伊州支持民主党。通过系统研究美国政治史可以发现，白人蓝领阶层对于民主党的疏远并非一种晚近的现象。20世纪80年代以来，白人作为一个整体对于民主党的认同度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高收入白人对民主党的认同度从1980年起一直低于共和党，而中低收入白人（政治学定义的白人蓝领阶层）对于民主党的认同度——相对于共和党——则由1980年的+20%骤降至2004年的+5%［8］。

结合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政治的演变趋势，我们可以发现：白人蓝领选民对民主党的疏离先是由于其中基于种族主义和传统价值观的文化保守主义（主要集中在美国南方）瓦解了罗斯福缔造的“新政联合体”，使美国南方彻底倒向了共和党。此后，由于经济、就业和移民等问题，“铁锈地带”的白人蓝领阶层作为身处全球化和自由市场体系失意一端的人群，开始表现出一种日益激进的反对以民主党为代表的东西海岸精英和外来移民的本土主义思潮。民主党一系列社会政策的基本取向（包括移民和“政治正确”理念）加剧了白人蓝领阶层的不满，这种不满在2016年大选中演化为一种政治上的反弹。美国政治学家拉里·巴特尔斯在研究中惊讶地发现，虽然共和党及其施政理念在美国不断恶化的经济不平等中扮演了最为重要的角色，民主党治下的美国则一直致力于通过强化政治平等从而弱化经济不平等，但共和党却在白人蓝领阶层中取得了不可否认的成功［8］。这表明，白人蓝领选民对于民主党的疏远是几十年来美国政治发展总体趋势使然，并非政治上的突变现象。基于白人身份及其两种主要价值观——种族主义和本土主义的“身份—认同”因素，已经超越“经济—阶层”而成为白人蓝领选民政治倾向的决定因素。尽管这一群体在当前疫情与经济就业危机叠加的背景下表达了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但历史趋势和逻辑表明，民主党已经不可挽回地失去了这一群体。

（二）美国南方部分“阳光地带”年轻选民群体对共和党的忠诚度下降

美国政党重组的第二个重要趋势是，2008年以来，位于美国南方“阳光地带”部分州，包括亚利桑那、内华达、佐治亚和新墨西哥，正在人口和产业结构变动、城市化等因素的推动下呈现出明显的自由化倾向，有望成为民主党新的政治根据地。在2018年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中，民主党从共和党手中夺得了亚利桑那和内华达的两个参议院席位；在州长选举中，新墨西哥和内华达的共和党人同样败于民主党手中。总的来看，这一变动延续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民主党政治联盟演化的趋势：在日趋保守和民族主义化的传统支持者白人蓝领阶层，与日趋激进和全球化的白领、年轻人与外来移民之间，民主党逐渐将其政治重心决定性地向后者倾斜，进而使该党的对外政策理念具有愈益浓厚的自由主义与全球主义色彩。就这两大选民群体的外交利益诉求而言，一方面，冷战后美国制造业的不断衰落与经济金融化趋势的持续发展，使白人蓝领选民成为民族主义者。他们主张政府将战略重点转移到应对国内经济、社会问题而非全球治理；希望扭转全球化对美国制造业的冲击，创造更多制造业就业岗位，支持贸易保护主义。另一方面，作为全球化的受益者，东西海岸与西南部不断涌入的外来移民、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及白领阶层这一民主党更为倚重的群体，更加认同自由主义与全球主义的外交政策取向。可以说，与白人的“身份—认同”逻辑相同，以少数族裔和年轻选民为主体的南方“阳光地带”部分州，正在成为多元主义和全球主义的坚定支持者，进而越来越表现出对民主党的偏好。

以上两大中长期意义的政党重组趋势及其背后的根本逻辑表明，“身份—认同”因素已经超越“经济—阶层”因素成为当前和未来美国政治走向的决定性变量。这进一步加深了美国的社会裂痕与政党极化，使不同社会群体以及分别代表其利益的两党政治精英在几乎所有内政、外交议题中的共识和妥协空间进一步缩小，从而带来深远的政治和社会影响。究其根源，价值观差异引发利益交换难度更大，观念分歧与对立产生的矛盾更难调和，美国的极化和分裂的程度不可避免地会进一步加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