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近期，特朗普感染新冠事件引发了人们对美国副总统这个第一顺位继任者的关注，而刚结束的美国副总统彭斯和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哈里斯的唯一一场副总统候选人辩论也因气氛激烈，再次激起关于美国副总统的讨论：不是常说副总统是有名无实的备胎吗，为什么感觉又很重要？这一角色到底意味着什么，真实权力有多大？

本文分析了美国副总统职位的宪法身份以及权力扩张问题。这个平日存在感似弱的角色，事实上在过去200年逐渐从以立法为主演变为以行政为主的职位，并且顺势实现了权力扩张。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美国新政和战争危机等因素使美国政治更加中央集权化，总统权的扩张使得党派政治和地方政治衰落，副总统逐渐向总统靠拢；另一方面，两位副总统——蒙代尔和戈尔——的政治实践也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这个职位。因此，尽管人们通常认为总统的健康和死亡似乎决定了副总统命运的轻与重，但在现代政治中，这种不确定性被大大降低：因为副总统并不仅仅通过继承而问鼎总统宝座，副总统本身愈来愈成为一个积累政治人脉和资本，通向未来总统的重要跳板。

宪法与政治实践视野下的

美国副总统制

引论：权力膨胀与身份模糊的副总统职位

对于美国副总统这一职位，以研究副总统制而闻名的乔·歌德斯坦（JoelK.Goldstein）曾经在书中引用一个笑谈来描绘这个职位曾经的贫乏。这个笑谈是这样说的：“从前有两个兄弟，有一个出海去了，还有一个成为了副总统，从此之后就再也没有听过他们的消息。”

与总统这一职位的名声显赫截然相反，副总统这一职位在美国历史上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冷宫”，担任副总统意味着未来四年的无所事事。对于这一点，首任美国副总统亚当斯有着切身的体会，他说：“这个国家以她的智慧为我发明了超过人类想象力极限的最无足轻重的职位。我既不能为善，也无法作恶，我只能为他人所驱使，认了这个职位的命。”比亚当斯有过之而无不及，第二任副总统杰斐逊由于和总统亚当斯政治立场相左，任职期间几乎不怎么参与行政部门的各种活动，也无力阻止联邦党人在国会通过各种立法。在亚当斯和杰斐逊之后，随着副总统弱势地位逐渐清晰，这一职位在其后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开始受到政客们的冷落，成为名副其实的“鸡肋”。在20世纪前的副总统中，除了约翰·卡尔霍恩（John Cal-houn）和马丁·布伦（Martin Van Buren）之外，其余的副总统大都不是优秀的政治人物；而有的则更是在担任副总统之前名不见经传：切斯特·亚瑟（Chester A. Arthur）在担任副总统之前，只在纽约港做过七年的税务官；加列特·霍巴特（Garret A. Hobart）在担任副总统之前，最高职位仅仅是新泽西州的议员。

反观当代的副总统，其位之高，其权之重与百年前的副总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例如，卡特总统在评价其副总统蒙代尔（Walter Mondale）的时候，将其重要性提高到了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程度：“蒙代尔对我的重要性，和我的亲密程度，以及他执行任务的能力，没有任何一个人能与他相比。”戈尔（Al Gore）副总统的地位也不遑多让，由于在克林顿任职期间负责一系列重要事务，他和克林顿总统的任期经常被人称为是共同总统制（co-presidency）。而在小布什任期，切尼（Dick Cheney）则将这一职位的权力推向了巅峰，造就了“美国历史上最有权力的副总统”。切尼的权力如此之大，以至于一些人将“帝制”这一小施莱辛格用来形容总统的定语按在了副总统职位的头上，称切尼的副总统职位为“帝制副总统”（The ImperialVice Presidency）。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副总统权力的历史性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