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规范、改革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进行新的选择。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看来，新的选择会产生两种可能的结果：一是有可能沿着既定的路径进入良性的循环，迅速优化；二是有可能顺着原来错误的路径往下滑，搞得不好还可能锁定在无效率的状态中，进入一种“锁定”状态。如何使调整、规范和改革走上良性循环或避免陷入锁定状态？在这里，新的选择方向和选择手段很重要。

从方向上来看，就是要把握公共管理发展的趋势，这一趋势事实上与国家的发展有关。传统行政持续了这么多年，为什么到上世纪80年代发生了一场新公共管理改革运动，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建构了一个新的管理模式？这显然首先与英国当时作为一个福利国家遭遇的财政困难有关，它使得原有的以大政府为特征的一套管理模式难以为继，这样就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以私有化为旗号（背后就是政府的瘦身）的政府改革运动。但为什么这样的改革后来也席卷了美国这一以私有制著称的国家？其原因是这场改革运动背后遵循的一个基本原理：政府的资源在任何场合都是有限的，无论在福利国家还是非福利国家。这样，改革就采取了市场化和企业化的取向，强调了管理中资源的有效利用和成本效益原则，充分利用社会和市场的力量来提供公共服务，从而减少国家管理社会的交易成本。新公共管理在后来尽管受到批评，但背后的这一原理还是在起作用。因此，尽管我们看到后来有治理的产生，有对政治价值的强调，但公共管理的这一个基本的取向事实上没有发生变化。

这样一个原理对政府管理来说应该是具有普遍性的。新时代我国把社会主要矛盾定位为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政府的角度来讲，也就是人民需求的无限性和政府满足这种需求供给的有限性的矛盾。这就决定了政府必须在“公共利益至上”的原则下，以成本效益的考虑来最大程度优化配置各种资源，以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这样，运用市场的力量和社会组织的力量也就成了不二选择。随着公共管理的这一转变，创造共同价值、合作治理这些新的理念和新的管理方式也开始产生，因为它符合公共管理的发展趋势。因此，在组织、制度和价值上所做的调整、规范和改革首先要符合公共管理发展的基本取向，否则任何的举措都是不长久的，没有生命力的，尽管这些举措可能盛行一时。

从手段来说，基本的手段有两种：一是渐进的手段；二是激进的手段。如果说调整、规范基本上是属于渐进的话，那么改革则可以有渐进和激进之分。需要对这两种手段有一种准确的认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个器很重要，因为它会影响做事的结果。渐进的方法是我国改革常用的方法，因为它的优点在于可以在改革过程中保持一种稳定的秩序。正因为如此，我们可能对这种方法产生了一种迷信，以至于在任何改革中几乎都不加思索地一概采用，却没有看到这种方法保守的一面，即它会拖延改革的时间，并增加改革的难度。再以前文提到的政企分开为例，讲了几十年还在讲，这表明单用渐进的方法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因此，在必要的时候也需要考虑激进的方法，尽管这种方法可能会带来震荡，但它可能在较短时间里解决问题。渐进方法和激进方法事实上都是解决问题的工具，工具的选择要看问题而定，这里不应该有一种教条主义的看法。

2. 治理能力的提升。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能力，也就是转化为制度的执行能力。毫无疑问，转化的一个最重要的变量就是执行者，也就是前面讲到的公务员。公务员是国家治理的具体承担者，他们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治理的结果。在注重治理理念和治理技术的今天，对他们的能力的强调无论如何都是不过分的。

从执行者的角度来说，尽管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治理能力的说法很多，但不管怎样，有两点是最重要的，即做事的激情和能力，两者缺一不可。没有激情，就不会有作为；没有能力，可能就会乱作为。用能力素质的“冰山模型”来解释，也就是能力可以由人的素质和知识技能两部分构成。前者是一种属于海平面下的冰山部分的能力，即一种人的内在的、难以测量的隐性能力，包括社会角色、自我概念、特质和动机、激情。而知识技能则属于在海平面之上的冰山部分的能力，这是可以看得见的能力，诸如我们通常讲到的决策能力、执行能力、沟通能力等。冰山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在于，把优秀者与一般人区分开来的不是表层部分，而是深层部分，素质是“能将某一工作中卓有成就者与表现平庸者区分开来的关键因素，也即人的深层次特征”，其理由在于一个人的想法、动机、价值和激情、个性决定了他会在多大程度上去获取知识和技能，并在多大程度上去运用知识和发挥能力。

因此，公务员能力的提升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如何激发公务员做事的激情。激发公务员做事的激情、提高他们内在的素养，首先需要认识公务员是集两种身份（具有公职的社会人和作为个体的自然人）于一身的人。社会人的身份要求他们在工作的时候追求公利，而自然人的身份也会使他们考虑自己的个人利益，比如晋升、加薪等。这样的一种认识可以使得我们在两个方面进行激励。一方面是一种使命感、理想的激励，激发他们为公众的利益努力工作，这更多是一种精神上激励，但仅仅这样一种激励是不够的。因此，另一方面的激励就是尽可能满足其作为自然人的个人利益，这更多表现为一种物质上的激励。这两种激励不能偏废，一旦偏废，公务员要么成为一种胸无大志、斤斤计较个人小利的蝇营狗苟之辈，要么成为口号标语满天飞、实际却一事无成的人。这两种激励并不是一种互相完全排斥的关系，把个人利益寓于对公共利益的追求中应是上选之策。二是如何提高公务员做事的能力。做事的能力包括了多种能力，比如年的《国家公务员通用能力标准框架（试行）》对公务员提出了九项能力要求，即政治鉴别能力、依法行政能力、公共服务能力、调查研究能力、学习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创新能力、应对突发事件能力、心理调适能力。当我们主要把治理定位于公共政策执行和公共服务提供时，那么以下两项能力便是主要的，即使用政策工具的能力和准商业的能力。前者涉及的是组织内部的执行能力。使用政策工具的恰当与否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制度和政策执行的效果。比如，在涉及一些社会事务时，到底是选择自愿型（偏向于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的政策工具，还是选择强制型（偏向于发挥政府的作用）的政策工具，或选择混合型（政府与社会组织共同发挥作用）的政策工具？这三种基本的选择会影响一些具体政策执行的走向。此外，需要培养和提高公务员的准商业能力，其原因在于今天政府比以往更多地涉及了与商业有关的活动，比如政府采购、项目外包等，这样的活动就需要公务员具备一些诸如定价、谈判之类的商业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