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普里马科夫早先主要研究中东问题。1973年10月第4次中东战争爆发后,他结合中东国家的历史和现状,先后发表了不少有关中东问题的专著和文章,成为知名中东问题专家。出任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后,他在学术上逐渐由中东问题转向世界发展理论、苏美关系、苏联与亚太国家关系问题,经常就一些重大国际问题阐述苏联的对外政策。多年的学术研究使普里马科夫具有广博的国际关系学识,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他就被认为是苏联领导层制订外交政策的高级智囊,并于197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
戈尔巴乔夫时期,老普里马科夫作为“改革和新思维”方针的重要理论家和支持者受到戈氏青睐,并步入政坛,担任党政要职。1986年,他当选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88年出任苏共中央国际政策委员会委员,1989年4月当选苏共中央委员,6月被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主席。1990年3月,进入苏联总统委员会。
老普里马科夫与戈尔巴乔夫
老普里马科夫久经政治风云变幻,在海湾战争、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机等重大国际事件中多次接受特殊使命从事穿梭外交,在国际上赢得了崇高威望。海湾战争爆发前夕,他多次作为戈尔巴乔夫总统的特使到伊拉克、约旦、沙特阿拉伯、埃及等国斡旋,力争和平解决海湾危机。他既支持西方的核心立场,又与萨达姆保持了良好关系,充分显示出他的外交才能。
“8·19”事件中,老普里马科夫发表声明谴责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违反宪法”,要求立即从城市街道撤走装甲车和坦克,以避免流血事件,并要求保证戈尔巴乔夫的人身安全。“8·19”事件后,普里马科夫被任命为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第一副主席。1991年10月,克格勃解散,11月6日,他被任命为苏联中央情报局局长。
苏联解体后,老普里马科夫又受到叶利钦的重用,于1991年12月出任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他在担任情报机构领导期间,将在科学院工作期间积累的组织才能和经验灵活运用于情报机构,进行了一系列大胆改革,基本保留了克格勃的骨干力量,保护了一大批干部,使该系统的国外情报网和干部在经受苏联解体、大量机密外泄等巨大冲击后仍能基本维持下来,同时确定了对外情报局在新形势下的地位和作用,因而获得了克格勃同行们的高度尊重。
老普里马科夫头脑清醒,秉持现实主义原则。他明确提出要把国家利益而非意识形态放在首位,强调“让外交意识形态化是严重失误”、“情报工作不是为政治家个人而是为俄罗斯国家利益服务”,“情报机构没有永恒的敌人和盟友,只有永恒的利益”。针对冷战后国内外某些人要求俄罗斯减少乃至停止情报活动的观点,他断然拒绝,指出在世界联系日益紧密而又存在国家利益矛盾的今天,这种想法是极其有害的。
在他主政期间,俄罗斯对外情报局专心情报业务、工作成绩显著,及时上报了大量有关俄国家安全利益的重大情报,并发表鲜明的政策主张。1993年下半年,在东欧国家纷纷提出加入北约的要求时,对外情报局发表《北约扩大的前途与俄罗斯的战略利益》的长篇报告,指责北约东扩“不符合俄利益,而且对俄构成威胁”。从此,俄罗斯与西方开始了北约东扩的大论战。
老普里马科夫和基辛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