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非典”疫情结束后,公共卫生安全等非传统安全议题被首次纳入2004年《中国国防白皮书》,标志着严重疫情等跨国性公共卫生安全挑战正式进入国家总体安全建设的视野。此后,随着各种严重疫情对国家安全的威胁日益增大,对生物安全问题的应对也逐步进入法规建设和制度保障的轨道。2019年10月,《生物安全法》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对防控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动植物疫情等8类生物安全议题进行规范。面对新冠疫情对公共健康和国家安全构成的巨大威胁,习近平主席于2020年2月14日明确要求:“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3月2日,习主席再次强调:“生物安全风险是事关国家安全和发展、事关社会大局稳定的重大风险挑战。要把生物安全作为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意味着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已然被正式上升到生物安全的高度,防控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及其跨国扩散也已成为国家安全有机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事实证明,如何确保碎片化、脆弱的生物安全防控链条的安全,严密防控生物安全的“潘多拉之盒”是全球卫生治理面临的重大任务。为此,应从战略高度重视生物安全,并以之作为“健康丝路”建设的指导原则和根本目标。在实践中,则应以“健康丝路”为政策抓手之一,确保足够的资源投入用以构建生物安全的跨国防护网络,“携手帮助公共卫生体系薄弱的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能力,拉起最严密的联防联控网络”,最终形成国内和国外联动,涵盖法律、机制、规范、技术等多个层面的生物安全保障体系。

其次,支持以世界卫生组织为代表的国际卫生治理多边机制发挥核心作用。WHO是联合国框架下最重要的全球卫生治理机构,肩负着领导和协调应对跨国突发公共卫生危机的使命。长期以来,中国始终坚定支持WHO在国际卫生治理体系中的核心地位。2003年“非典”疫情暴发之后,中国随即加入了WHO主导的“国家合作战略”计划,对双方卫生合作方向和优先事项进行统筹规划,显著强化了中国与WHO在卫生治理领域的机制化合作水平。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中国近年来积极推动“健康丝路”与WHO工作的对接。2017年1月,习近平主席明确指出:“中国欢迎世界卫生组织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爷建设,共建‘健康丝绸之路爷,中国愿同世界卫生组织在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加强协作。”国家卫健委与WHO签署的《“一带一路”卫生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也强调,中国与WHO的合作应该坚持合作领域的跨部门化、合作地域的扩大化及合作有效性和效率的提升。WHO总干事谭德塞(Tedros Ghebreyesus)为此盛赞“健康丝路”计划强化了建立区域和国际卫生安全所需要的合作机制,与WHO的愿景和优先事项完全一致。

此外,中国还积极支持在WHO框架下为抗击全球疫情而进行的各种努力。2014年,中国政府响应WHO的号召,向西非派出医疗队以抗击埃博拉疫情。对此,时任WHO总干事的陈冯富珍曾指出,中国对西非国家暴发的埃博拉疫情作出了及时而有效的反应。2020年初,为支持WHO开展抗击新冠疫情的国际合作,中国第一时间向WHO分享了新冠病毒的基因序列信息、核酸检测的探针和引物,并将其提交到“全球流感数据共享倡议”这一平台,以便全球各地的公共卫生机构、实验室和研究人员能够及时、准确地探测和研究这一新型病毒。2020年3月和4月,中国政府又连续向WHO捐款2000万和3000万美元,以支持WHO“在国际抗疫合作中发挥积极领导作用”。2020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第73届WHO开幕式上庄重承诺:中国将在两年内提供20亿美元国际援助,用于支持受疫情影响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抗疫斗争。在中国新冠肺炎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为实现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推广与运用作出中国贡献。

巩固WHO在全球卫生治理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与中国支持多边主义的全球治理理念是一脉相承的。对于“健康丝路”的推进,拥有“技术权威、中立性优势和规范权力”的WHO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借助WHO这一平台,不仅有利于协调、规范各方在“一带一路”沿线输出卫生公共产品,也有利于进一步强化关于“健康丝路”倡议的国际共识。

第三,通过强化“健康丝路”自身机制建设,积极推动卫生外交。应对突发性的疫情危机固然是全球卫生治理的重点,但是更为关键的则是长效性的国际卫生合作机制、规范及相应规则制度的建立。机制建设无疑也是“健康丝路”能否行稳致远的重点和难点。2019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致辞中便明确要求:“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爷机制建设,为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坚实保障”。而“健康丝路”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无疑需要走上日益机制化的道路。由于“健康丝路”倡议的实施涉及到上至政府下至个人的众多行为主体,治理维度包括国家、区域和全球多个层面,议题则涵盖公共卫生安全、卫生发展援助、卫生人才培养、医疗知识和技术传播、卫生治理理念和原则的塑造、医药研发和贸易等诸多领域,因此相关的卫生治理机制建设也应尽量将多元行为体、多重维度、多种议题和多元治理观均纳入其中,并确保其能够作为一个具有广泛包容性的有机整体良好地运行。基于此,作为“健康丝路”的倡议者,中国需要创新和倡导能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卫生治理理念、原则和规范,搭建卫生合作和信息共享平台,实现卫生公共产品合理配置,最终推动“健康丝路”机制的形成和完善,从而保证“一带一路”卫生治理的可持续发展。

在当前全球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中,加快推动“健康丝路”机制化建设显得更加迫切。尤其是鉴于部分国家无良政客和媒体大肆攻击中国利用疫情推销“健康丝路”,意图通过提供卫生援助“弥补、掩盖抗疫失误”,甚至公然鼓噪对中国发起“索赔”诉讼,中国在对这些谬论予以有力反击的同时,更应积极强化“健康丝路”的机制化建设,通过增强其运作的透明度和稳定性,提升“健康丝路”的国际声誉和认同度,使之成为一项长远、高效、专业的全球卫生治理安排,在塑造全球健康格局方面发挥越来越强大的作用,从而令上述无端指责和诋毁不攻自破。

与此同时,中国还应以共建“健康丝路”为契机,统筹和推进卫生外交,以服务于国家总体外交战略布局。时至今日,全球卫生治理的战略诉求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卫生和健康范畴,与国家安全、外交利益、软实力等因素紧密相连。随着中国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的不断进取以及“健康丝路”倡议的有序推进,将全球卫生治理纳入到全方位外交政策的统筹布局之中不仅必要,而且正当其时。例如,2018年3月,国家卫健委主持召开全国卫生健康外事工作会议,便明确指出要“积极参与全球卫生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开展区域、全球以及多双边卫生健康国际合作。推进‘健康丝绸之路爷建设,服务国家外交大局和健康中国战略”。面对此次新冠疫情的冲击,2020年3月23日,习近平主席在向法国总统马克龙致慰问电时更是首次提出了各国应“守望相助”,打造“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战略理念。据此,中国应进一步强化“健康丝路”倡议的制度化、科学化和专业化建设,通过多部门之间的统筹协调,积极鼓励各类政府和民间组织以及公司企业的有序参与,在病毒检测、药物研制、疫苗开发和抗疫经验分享等方面向各国提供援助,帮助公共卫生体系薄弱的发展中国家提高应急响应速度和疫情防控能力,推动建立区域公共卫生应急联络机制,借以彰显中国的大国担当,并为各国加强公共卫生治理合作开辟新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