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通过“健康丝路”倡议推动全球卫生治理方案的创新。随着深度融入国际社会及综合国力的稳步提升,中国对全球事务的参与也由此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借助“健康丝路”倡议,中国积极创新公共产品提供方式,增强卫生公共产品供给的能力,提升中国在全球卫生治理体系中的地位。例如,2017年8月,中国明确提出建立“一带一路”卫生政策研究网络、公共卫生合作网络、医院联盟和健康产业可持续发展联盟;对“一带一路”国家实施妇幼健康工程以及加强卫生人力资源互动等规划。这些方案既继承了中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传统理念和形式,也带有明显的创新特征,如成立“两个网络、两个联盟”便均属首创之举。再以中非共建“健康丝路”为例,为了帮助抗击埃博拉疫情,中国疾控中心帮助塞拉利昂建设了固定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西非生物安全等级最高的实验室之一),先后为多国卫生官员举办公共卫生管理与疾病防控培训项目。在传统的派遣赴非医疗队基础上,中国还不断探索中非卫生合作新形式,如深化对口医院示范合作,加强人才培养和技术交流,支持非洲疾控中心建设,帮助非洲国家建立符合国情和发展水平的公共卫生体系,搭建国家远程医疗体系的资源平台,实现中非医疗资源的协同及卫生智能治理的集成化等。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非卫生治理创新呈现出多个鲜明特点,包括援助形式及主体多元化、援助项目扩大化以及援助资源协同化等。此外,中国在湄公河地区推动因地制宜的卫生合作,“湄澜合作”机制与“健康丝路”倡议的对接催生了新的区域卫生治理模式。在这一模式中,中国鼓励企业和民间组织广泛参与,发挥不同资源主体的优势,以卫生安全合作为突破口,将公共卫生和初级卫生保健服务相结合,开展适应当地文化的健康教育,形成了以“民办官助”为特征的多元化卫生治理。

第三,以应对疫情危机为抓手,推动“健康丝路”的深化。在“健康丝路”框架下,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为数众多的双多边卫生治理协议,其中共同应对跨境公共卫生危机是其重中之重。以此次抗击新冠疫情为例,在疫情暴发初期,“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积极向中国伸出援手。而随着中国抗疫取得显著成效,鉴于许多沿线国家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相对落后,应急能力多有欠缺,中国开始积极提供大量医疗物资和多种形式的卫生援助。例如,中方连续发布了7版诊疗方案、6版防控方案,并翻译成多种语言同世界各国分享交流。中方还与欧盟、东盟、非盟、上合组织等国际组织以及受疫情影响的国家举行专家视频会议,并向中东、欧洲、东南亚、非洲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遣医疗专家团队协助抗疫。据统计,截至2020年5月,中方除设立总值达20亿元人民币的抗疫合作专项资金外,还向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抗疫物资,向24个国家派出26支医疗专家组,并与17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举办卫生专家专题视频会议,及时同国际社会分享检测技术、防控经验和诊疗方案,同时为全球生产紧缺的各种医疗物资,仅口罩和防护服两项就分别向世界出口了568亿只和2.5亿件。中国的雪中送炭之举得到了相关国家的普遍称许。

综上所述,“健康丝路”倡议是中国在公共卫生治理能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重大创新之举,面对日益复杂的全球卫生风险,“‘健康丝路爷正成为中国为深化全球卫生合作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随着“健康丝路”倡议的持续推进,中国在全球卫生治理方案和理念方面的创新不断加速,不仅令中国对全球卫生治理的重要贡献得到充分体现,也对全球卫生治理体系和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共建“健康丝路”的难点与挑战

经过近年来的持续努力,“健康丝路”从倡议发起到政策落地已经取得了一系列阶段性的成果,其为沿线国家所带来的政策红利也逐渐得以显现。但是,随着在广度和深度方面的不断延伸和拓展,“健康丝路”建设也面临着日益增多的严峻挑战。

首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情各异,难以形成牢固的公共卫生防线。“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一,国家治理能力亦参差不齐,导致各国的公共卫生意识以及对流行病的防控水平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例如,许多国家由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对公共卫生安全和公众健康议题的重视度明显不足,也缺乏足够的资金、技术与人力储备等方面的资源,从而无力建立和维持完善且昂贵的公共卫生防控体系。沿线各国在卫生安全政策、卫生治理理念与能力、医疗资源的投入以及公共卫生法规和标准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导致在缺乏外部卫生资源注入和能力建设援助的情况下,很难形成均质化、一体化的公共卫生防线。而流行病疫情的特征决定了一旦在这条防线的任何一个薄弱环节出现漏洞,都可能演变成为难以遏阻的公共卫生危机。在此次新冠疫情面前,沿线部分国家便表现得十分脆弱,暴露出卫生资源、医疗技术和治理能力的严重赤字,甚至进而衍生为更大范围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例如,中亚地区医疗系统和灾害应急机制的发展长期处于落后状态,难以对新冠疫情进行有效防控,加之在疫情冲击下,数百万中亚劳工移民被迫从俄罗斯等地回流,使得本就十分匮乏的卫生资源更显紧张,而为控制疫情采取的紧急管制措施又导致大量企业停产、贸易链中断和边境关闭,致使中亚部分国家陷入出口萎缩、经济瘫痪和社会危机迸发的连锁反应状态,更加难以有效遏制疫情的蔓延。此外,在叙利亚、也门、黎巴嫩、土耳其等国,难民问题、武装冲突与疫情扩散交织在一起,在伊朗、伊拉克、沙特等宗教圣地数以百万计的穆斯林朝圣活动则进一步加大了病毒扩散的风险,这些因素的叠加效应令中东地区原本脆弱的公共卫生治理体系更加不堪重负。也正因为此,习近平主席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开幕式上特别强调指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公共卫生体系薄弱,帮助它们筑牢防线是国际抗疫斗争重中之重,应向其提供更多物资、技术、人力支持,建立全球和地区防疫物资储备中心,进一步完善公共卫生安全治理体系。由此可见,在推动“健康丝路”进程中,一个重要的挑战就是要从战略高度强化对公共卫生问题的危机意识,促使各国在国家治理层面确保卫生资源的投入,建立起尽可能完整且均质化的区域乃至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防线,否则势必将严重削弱共建“健康丝路”公共卫生体系的集体努力和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