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不奇怪的是，从正面看待“一带一路”的经济发展动机、认为“一带一路”的倡议本质上是经济动因的分析家，他们都看重的是中国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外部世界的绝对收益，强调多赢，也接受了中国公开宣称的经济发展为“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例如进步中心的研究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满足了全球对投资和发展的需要，将连接数以百万计的人口，不但推动中国的经济增长，还会推动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国家的发展。”布鲁金斯学会的学者认为，“一带一路”通过投资基础设施为沿线国家“提供了公共产品”，虽然惠及中国经济和中国公司，但是“也会给‘一带一路’的合作伙伴带来许多收益”。卡托研究所的贸易问题专家考林·格拉博（还表示，“一带一路”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可以“增进地区和全球贸易”，而美国从中获益匪浅，但却只需要付出很少的成本。不管“一带一路”的目标是否会实现，“美国都不应将这一倡议视为进攻性的，或认为其构成了挑战。”

（二）将中国视为地缘政治博弈者

将“一带一路”倡议视为一种全局性的国家大战略行为，本质上仍是沿袭权力博弈思维，认定中国是一名深谋远虑的地缘政治玩家。地缘政治博弈总是与大战略的概念紧密相连的，而理解一名地缘政治弈者的大战略行为,涉及三个方面：真实目标的隐藏、全局性考虑、多层战略锋面。据此，观察者不能孤立、割裂地理解一国当前的国家行为，要从其国家总体战略目标和其自身的战略资源与手段的匹配度来加以整体考虑；也不能相信一国对外宣称的政策目标是真实的，需要挖掘其深层次被隐藏起来的战略目标，进行长链条的动机“归因”；更需要辨别一国外部行为的双重锋面，认清其特定行为可能蕴含的双重乃至多重意义。

如果将中国认定为地缘政治博弈者，那么“一带一路”倡议所宣称的推动贸易与经济发展的动机就不能被相信，分析者需要深挖背后潜藏的其他政治军事和安全目标，例如一位布鲁金斯学会的学者就表示，“‘一带一路’远不是纯粹的经济倡议，其还服务于中国其他首要的外交政策目标，例如确保在亚洲与美国达致战略平衡，重塑中国的安全环境以消除自身崛起过程中的外部限制。”威尔逊中心的汪铮同样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自己的亚洲战略支点，借此北京掩饰自己真实的目标以避免直接对抗和冲撞美国的再平衡战略。”

与此同时，如果中国是地缘政治博弈者，也不能孤立地看待“一带一路”倡议与基础设施建设等经济行为，需要放长归因链条，将其最终目标联想到安全和政治考量中去。例如兰德专家表示，“由于‘一带一路’采用中国与对象国开展双边谈判的方式推进，因而使中国有可能借助经济激励以获取外交和安全影响力。”布鲁金斯学会的学者梅哲认为中国“利用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建立和投射自身政治影响力的手段”。另外一位新美国安全中心的学者则认为，“中国通过向东南亚国家不附加条件地提供更优惠的援助，削弱了美国在东南亚的联盟和伙伴关系”，“拉近了美国这些传统盟友与中国的关系”。

（三）将中国视作为全球化推动者

而将中国视为全球化的推动者，这一认知则遵循一种更深层次的历史逻辑，即从“长时段”视野出发，认为人类历史“从分散走向整体”的进程是不可逆转的，这一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是不以各国领导人的战略动机为转移的。全球化可定义为“各国各地区相互依存度的提升过程，它通过下述六个途径得以实现：贸易，跨国投资，技术进步及其扩散，市场一体化，对日益凸显的全球问题的治理，国际规则普遍适用性增强。”若此，全球一体化是一种客观的历史进程，强调一国已经不可能再孤立于国际社会独立发展，各国不管愿不愿意，都被裹挟其中。而且中国作为全球化的最大赢家之一，理所当然会推动这一进程。从这一角度出发，“一带一路”倡议就被视为人类从分散走向整体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纽带。因此，一是中国发起“一带一路”倡议的动机和目标无关紧要，只要看其是否进一步推动了人类从分散孤立的状态走向整体即可，那些推动了全球化的内在因素如全球贸易市场的形成、资源和信息的全球流动等才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层次根源。二是“一带一路”倡议即使可能同时具有经济与战略内涵，也是无需担心的,因为在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性世界里，来自国内的利益团体的影响和来自国际社会的制约力量，都将大幅抵消主权国家这种战略性行为的效果。所以不奇怪的是，很多学者即使承认“一带一路”兼具经济和地缘政治动机，但是仍认为“一带一路”开启了新一轮的全球化进程，这种新型全球化将淡化权力政治内涵，构建在中国领导下的“将世界连结在一起”的新型全球化模式,而不是过去“世界是平的”那种全球化。例如，一些智库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使中国成为全球化中心的努力”。ＣＳＩＳ亚洲项目的乔纳森·希尔曼也认为，当传统的全球化领导者英美因为国内政治原因后退后，中国开始填补全球化领导者的真空，力图打造“全球化２．０版”。

四、结 论

当前，“一带一路”倡议在全世界获得积极回应的同时，一些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仍对其表示猜疑，因此了解美国的真实态度和战略考量尤其重要。研究发现，美国智库在对待中国的“一带一路”性质和目标上是存在很大分歧的，有些还尖锐对立，因此，我们不能以铁板一块的思路看待美国对待“一带一路”的态度。

进一步地看，从美国智库对华身份多重定位来看，美国对华战略大辩论仍未终结，美国对华身份定位仍然处于漂流之中。冷战结束后，无论是“战略竞争者”还是“利益攸关方”，抑或“负责任的全球领导者”等言说，都表明了美国战略界整体上仍然延续了美国对华非敌非友身份的判定，而正是基于冷战后对华身份的稳定判断，美国一直推行防范与接触并用的战略路线。当下，诚然如一些学者所观察到的，“对华不满的氛围在政策精英群体中越来越浓厚，而对华接触融合主张尽管在政策层面未被明确放弃，但它在对华政策方面的解说力在明显下降”。但通过美国智库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分歧所投射出来的多重对华身份定位来看，也许目前还无需从特朗普政府强硬的对华态度得出过于悲观的结论，即认为美国新一轮对华政策辩论已经终结，美战略界整体上认定中国是一个修正主义挑战国。如果美国对华政策彻底悲观，那么在“一带一路”的讨论中，包括美国核心智库在内的战略界将只会具有一种稳定而单一的中国身份定位，而不像本文分析的那样，在美国战略家眼中，中国的国家身份既是贸易国家，又是地缘政治博弈者，还可作为全球化支持者。最新的兰德公司报告对中国国家身份的判断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它认为在过去２０年里，中国的行为表现并不像当前国际体系的反对者或破坏者，而是一个“有条件的支持者”。（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