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除了节点中心度外，开发银行还将快速增强中国与中亚国家在上合组织金融合作网络中的节点连接强度。中亚国家属于新兴经济体，近年来一直保持着经济快速增长的势头，各国政府也纷纷将基础设施、交通运输、矿产资源开发、能源开采等作为国民经济优先发展的领域。中亚各国依靠自身的财力难以实现这些方面的发展，因而对外部资金的需求十分旺盛。例如，2007年哈萨克斯坦政府提出，到2015年前要大力发展油气产业和电力行业，解决本国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同时要大幅度改善过境交通运输，包括铁路、公路和航空等基础设施，预计需要资金1000亿美元。塔吉克斯坦也将水电产业、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和矿产资源开发列为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预计所需资金为10亿美元。乌兹别克斯坦以发展能源开采和能源产品加工为经济发展的重点，需要数百亿美元的外部资金。 因此，一旦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得以建立，由于中国在银行出资中占了绝大部分，同时在银行的治理结构中也占据主导地位，可以预期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投融资合作力度将大大加强，换言之，节点之间的连接将成为“强连接”。

（四）俄罗斯的国际制度行为选择

在全球性霸权国美国威胁降低的地区战略情境中，针对网络效应低的道路运输协定倡议和网络效应高的开发银行倡议，俄罗斯分别选择了何种国际制度行为来加以应对呢？

2003年5月29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上合组织莫斯科元首峰会上提出，“经济合作是上海合作组织的重要基础和优先方向。考虑到目前本地区的实际需要，中方建议先从交通运输领域入手，尽快签订多边公路运输协定，并切实有效地落实”。 2004年8月，上合组织正式启动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协定（草案）》（简称《道路运输协定》）的制定工作。按照惯例，上合组织第四次交通部长会议应于2005年年底按照成员国俄文字母顺序在乌兹别克斯坦召开，但由于乌当时面临的一些实际困难，会议未能如期举行，导致《道路运输协定》的谈判遭到拖延。 在2005- 2008年，各国也仅仅就协定草案的部分内容进行协商，谈判进展较为缓慢，并没有在协定签署上取得实质性突破。

鉴于这样的状况，中国领导人多次在不同场合呼吁尽快恢复交通部长会议，以推进成员国在交通领域的合作。经过中方的积极努力，2009年11月10日，上合组织交通部长第四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国交通运输部部长李盛霖强调，要尽快完成《道路运输协定》的签署工作，推进区域互联互通和实现便利运输。 尽管交通部长会议机制在中国的呼吁和努力下得以恢复，但各方依旧没有签署《道路运输协定》，表示还需要就协定附件内容进行讨论。 2014年9月12日，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峰会在杜尚别举行，终于签署了延宕十年之久的《道路运输协定》。协定由正文和三个附件组成，规定各成员国道路运输承运人和车辆在许可证制度下，拥有按商定的线路从事跨境和过境运输的权利。

相较于中国在《道路运输协定》中的积极倡议和不断推动，俄罗斯总体上显得态度冷淡，更多强调要在上合组织交通合作中照顾俄罗斯的关切。在中国最初的制度倡议中，东西通道是主要方向，上合组织的交通合作将“以打通中国-中亚-欧洲的东西通道为主，以合作建设南北通道为辅，形成三横三纵的中亚交通布局”。 而俄罗斯的关切则是要以打通南北通道为主。俄罗斯交通部副部长亚历山大·米沙林表示，“目前应该优先发展跨西伯利亚铁路和南北走廊等国际运输通道，确保从欧洲到亚洲的货物运输”。 实际上，俄罗斯的真实意图是要加强独联体国家之间的交通连接，维护自身对中亚国家的“控制力”。 最终，经各国谈判达成的《道路运输协定》（附件1）规划了6条线路：

第1条：巴尔瑙尔-维谢罗雅尔斯克（俄罗斯）/阿乌恩（哈萨克斯坦）-谢米-巴克特（哈萨克斯坦）/巴克图（中国）-塔城-奎屯-乌鲁木齐；

第2条：圣彼得堡-奥伦堡-萨加尔琴（俄罗斯）/斋桑（哈萨克斯坦）-阿克托别-克孜洛尔达-奇姆肯特-塔拉兹-阿拉木图-霍尔果斯（哈萨克斯坦）/霍尔果斯（中国）-乌鲁木齐-连云港；

第3条：乌鲁木齐-喀什-卡拉苏（中国）-阔勒买（哈萨克斯坦）-穆尔加布-霍洛格-杜尚别（塔吉克斯坦）；

第4条：乌鲁木齐-霍尔果斯（中国）/霍尔果斯（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塔拉兹-奇姆肯特-阔内斯巴耶瓦（哈萨克斯坦）/雅尔拉玛（乌兹别克斯坦）-齐纳兹；

第5条：坎特-阿克提列克（吉尔吉斯斯坦）/卡拉苏（哈萨克斯坦）-塔拉兹-奇姆肯特-克孜洛尔达-阿克托别-斋桑（哈萨克斯坦）/萨尔加琴（俄罗斯）-奥伦堡-圣彼得堡；

第6条：阿特巴什-吐尔尕特（吉尔吉斯斯坦）/吐尔尕特（中国）-喀什-乌鲁木齐-连云港。

总体上看，这6条线路既体现了中国希望的东西走向，也体现了俄罗斯想要的南北走向，因此，可以将俄罗斯针对中国道路运输协定倡议的行为概括为“有条件地支持”：既没有反对，也没有完全支持，而是在附加很多条件的情况下表示“有条件支持”。

与对道路运输协定倡议“有条件支持”不同，俄罗斯对中国提出的开发银行倡议采取了不支持的态度，并提出了替代性的制度倡议。2010年11月25日，温家宝总理在杜尚别出席上合组织总理会议时提出，上合组织要深化财政金融合作，研究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探讨共同出资、共同受益的新方式。 这是中国首次正式提出建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倡议。2011年11月8日，温家宝总理在圣彼得堡出席上合组织总理会议时，再次提出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建议，并表示中方愿意承办上合组织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希望各成员国能够重视中国的提议，尽快成立专家组，研究中方提交的上合组织开发银行方案。

2012年6月6日，上合组织元首峰会在北京举行，中国作为年度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更加积极地推动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倡议。胡锦涛主席在峰会上提出：“我们要把上合组织建成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我们要建立开发银行……，全面促进各国经济发展，全面提高各国经济在未来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 但遗憾的是，关于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倡议未能在此次峰会上获得任何进展。

迄今，上合组织开发银行还是停留在构想阶段，这无疑与俄罗斯的不支持态度有关。从2010年中国提出开发银行的倡议起，俄罗斯就一直态度冷淡，甚至多次阻挠该倡议在上合组织会议上讨论。针对中方提出的开发银行具体方案，俄罗斯认为，“这会让北京完全控制这家银行”，中国将因此获得在上合组织金融合作中的主导权。 为此，俄罗斯提出了自己的替代方案，要求在其主导的欧亚发展银行（Eurasia Development Bank，简称EDB）的基础上来探讨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 欧亚发展银行由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于2006年共同推动成立。在该银行中，俄罗斯持有65.97%的股份，哈萨克斯坦持有32.99%的股份，总部设在阿拉木图，董事会主席由一名俄罗斯官员担任。

俄罗斯《权力》周刊指出，上合组织一个成员国主管金融的官员曾表明，“如果在欧亚发展银行的基础上建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那么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就能控制这家银行。如果另外成立一家新的银行，那么中国人就可能占据主导地位”。 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Sergei Lavrov）在2014年7月31日的上合组织外长会议后表示，俄罗斯金融专家认为，在成功运营的欧亚发展银行的基础上，建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将是最有效的解决办法。但中国对此并不认同，并以欧亚发展银行成员国包括亚美尼亚和白俄罗斯，而这些国家不是上合组织成员国为由，拒绝了俄罗斯的提议。 由此，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成立遥遥无期。

根据以上分析，当全球性霸权国美国对俄罗斯构成的战略威胁降低时，俄罗斯开始以制度竞争的态度对待中国在上合组织中提出的制度建设倡议，这种地区战略情境塑造了俄罗斯行为的基本形态：“有条件地支持”或者是“不支持”，而非“支持”。而中国提出的道路运输协定倡议网络效应低，开发银行倡议网络效应高，这种制度倡议特征直接影响了俄罗斯具体的行为选择：“有条件地支持”道路运输协定倡议，“不支持”开发银行倡议。这符合前面的理论预期，如表4所示：

六、结 语

本文以地区战略情境和制度倡议特征为核心变量，尝试构建了一个解释地区性霸权国国际制度行为选择的理论框架，以解释俄罗斯为什么会在上合组织制度建设中对中国倡议采取不同反应。其中，地区战略情境塑造了地区性霸权国制度行为的基本形态：是以制度合作还是以制度竞争的心态来对待地区性崛起国的制度倡议；而制度倡议特征则进一步具体影响了地区性霸权国的制度行为选择：是“支持”还是“有条件地支持”（在制度合作的心态下），是“有条件地支持”还是“不支持”（在制度竞争的心态下）。

“9·11事件”之后，美国借反恐之机在中亚地区进行全方位渗透，俄罗斯需要借重上合组织加强与中国的合作，以抗衡美国。在这样的地区战略情境中，俄罗斯对中国所提出的上合组织制度建设倡议采取了更加合作的态度。针对中国提出的银联体倡议与自贸区倡议，俄罗斯分别选择了“支持”和“有条件支持”的行为，这与两个制度倡议本身的网络效应一低一高有关。

“颜色革命”之后，美国与中亚国家关系恶化，在中亚的影响力被严重削弱，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力快速回升，使得俄罗斯对上合组织的战略需求下降。在这一新的地区战略情境中，俄罗斯对中国提出的制度建设倡议采取了制度竞争的态度。针对道路运输协定倡议和开发银行倡议，俄罗斯分别选择了“有条件地支持”和“不支持”的行为，这也与两个倡议本身的网络效应一低一高有关。

本文的研究一定程度上丰富完善了杜耶蒙德的套娃霸权理论，从社会网络分析的视角增加了“制度倡议的网络效应”这一新的解释变量，更加细化了地区性权力互动如何影响地区性国际制度建设的因果机制。尽管如此，本文的实证研究工作还有一些不足之处。本文将自贸区和道路运输协定都视为俄罗斯“有条件支持”中国制度倡议的案例，但实际上两者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前者是俄罗斯降低了中国倡议的目标，后者是俄罗斯增加了自己的关切。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全球与国家治理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