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中国的倡议，俄罗斯总理弗拉德科夫反应冷淡，建议各成员国应首先考虑一些主要的合作计划，如理顺彼此之间的税率 ，并且表示，俄罗斯在加入WTO之前，不会考虑与任何国家或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的问题。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伊戈尔·莫尔古洛夫（Igor Morgulov）也强调，“我想提醒大家，上合组织不是一个一体化联盟，建立自由贸易区暂时不在本组织的议程上”。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卢嘉宁更加直接地提出：“中国人一直不断地说‘通过中国的自贸区倡议，将来可以把欧亚经济共同体与上合组织两个一体化连接起来’，但实际上，这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中国的大欧亚’，俄罗斯在这一空间的地位急剧下降，对俄罗斯的国家优先目标构成威胁。这种前景在理论上最终可能是‘独立国家联合体’解体，而以‘中国联合体’取而代之”。

但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并没有完全反对中国的倡议，而是将中国提出的自由贸易区倡议“打了折扣”。在俄罗斯的推动下，成员国总理会晤通过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原则上采纳了中国提出的“三步走”战略，但其长期目标没有明确提出要建立上合组织自贸区，而是将它修改为一个抽象的“贸易自由化”目标。即，“致力于在互利基础上最大效益地利用区域资源，为贸易投资创造有利条件，以逐步实现货物、资本、服务和技术的自由流动”。 正如俄罗斯学者米赫耶夫所言，中国关于在上合组织内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倡议，获得了俄罗斯的“有条件支持”。

根据以上分析，当全球性霸权国美国对俄罗斯构成的战略威胁增大时，俄罗斯开始以制度合作的态度对待中国在上合组织中提出的制度倡议，这种地区战略情境塑造了俄罗斯行为的基本形态：“支持”或者是“有条件地支持”，而非“反对”。而中国提出的银联体倡议网络效应较低、自贸区倡议网络效应较高，这两项制度倡议的特征则影响了俄罗斯具体的行为选择：俄罗斯“支持”了银联体倡议，“有条地件支持”了自贸区倡议，这符合前面的理论预期。

五、道路运输协定倡议和开发银行倡议

（一）全球性霸权国的威胁降低

“颜色革命”发生之后，全球性霸权国美国在中亚地区积极推行“民主改造”和“政权更迭”计划，与中亚国家关系开始恶化，尤其是与乌兹别克斯坦的关系一落千丈，导致美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被极大削弱。

2005年3月，吉尔吉斯斯坦发生了“郁金香革命”，总统阿卡耶夫在骚乱中下台。但是美国未能借此在吉建立起亲美政权，新政权反而比阿卡耶夫政权更加亲俄，新领导人也主动表示，要继续加强与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友好合作。 2005年5月，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地区发生大规模骚乱，乌总统卡里莫夫用武力平息了骚乱，并拒绝西方国家进行所谓的“国际独立调查”。而后美国指责卡里莫夫政权“镇压无辜民众”，对其发起制裁。美国政府冻结了提供给乌的经济援助，并将安集延事件的主要组织者接到罗马尼亚等国予以庇护，这使得美乌关系迅速恶化。

由于“颜色革命”的目标是推翻现政权，重塑国家的政治生态，中亚国家领导人逐渐意识到，他们执政的最大威胁来自于美国支持的国内反对派势力。 在这样的认识下，中亚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阻止“颜色革命”的蔓延，如完善国家安全法规、整顿非政府组织、加强对媒体的控制、切断境外势力对反对派的财政支持等。例如，乌兹别克斯坦终止了与美国的反恐合作，取缔了索罗斯基金会、“自由之家”等一批在乌境内活动的美国非政府组织。随后，乌退出亲美的“古阿姆集团”，并加入了由俄主导的欧亚经济共同体，转而寻求俄罗斯的更大支持。

2005年7月5日，在上合组织阿斯塔纳元首峰会上，由乌兹别克斯坦和俄罗斯共同提出倡议，要求为美国在中亚地区的驻军设置最后期限。倡议得到了其他成员国的积极支持，并明确写入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阿斯塔纳宣言》。《宣言》表示，“鉴于阿富汗反恐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已经告一段落，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认为，反恐联盟有关各方有必要确定临时使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上述基础设施及在这些国家驻军的最后期限”。 7月29日，乌兹别克斯坦外交部正式通知美国驻乌大使馆，要求美军在180天内撤出汉娜巴德空军基地。11月21日，最后一批美军撤离汉娜巴德基地。

由于美国在中亚的影响力遭遇严重挫折，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力快速回升，使得中亚地区战略情境再次发生变化，俄罗斯面临来自全球性霸权国的威胁降低，开始以制度竞争的思维对待中国提出的上合组织制度建设倡议。在新的地区战略情境中，针对中国提出的网络效应不同的道路运输协定倡议和开发银行倡议，俄罗斯做出了不同的反应。

（二）网络效应低的道路运输协定倡议

从节点中心度和节点之间的连接强度来看，中国提出的上合组织道路运输协定倡议属于一个网络效应较低的制度倡议。一方面，在节点中心度上，由于中亚地区原有的道路交通大多建设于苏联时期，多数是以俄罗斯为中心向外延伸，因此，俄罗斯在交通合作方面享有极大的传统优势。中国提出的上合组织道路运输协定倡议，并不会使中国在区域交通网络中快速占据枢纽位置，各方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协定》中商定的六条国际道路运输线路和口岸 ，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亚地区原有的以俄罗斯为中心的区域交通架构。

另一方面，在节点之间的连接上，中国与同属于独联体国家交通体系的俄罗斯、中亚国家的技术标准并不统一，存在较大差异。在铁路运输方面，中亚国家与俄罗斯的铁路路轨是宽轨，轨距为1520毫米，而中国铁路路轨采用国际标准，轨距为1435毫米，这导致中国的跨境运输必须在口岸处换轨。在公路运输方面，中国与中亚国家在运输车辆轴重、排放标准及公路技术标准等方面都存在明显不同。

实际上，正是由于俄罗斯享有区域交通网络中的枢纽位置和标准一致性优势，使得中国提出的道路运输协定倡议网络效应较小。尽管中国可能与中亚国家就交通运输管理的标准进行协商，但就对地区整体交通网络的影响力来看，俄罗斯仍旧拥有主导性优势。

（三）网络效应高的开发银行倡议

从网络性权力的角度看，开发银行倡议属于网络效应较高的制度倡议，对上合组织原有的金融权力分布会带来较大冲击。一方面，中国在上合组织金融合作网络中的节点中心度会快速提升。从2010年中方提出的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制度草案来看，与松散的、俱乐部式的银联体不同，倡议中的上合组织开发银行是一个法律化的实体性国际组织。中方代表在谈判中建议，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股本金可以为100亿美元，采取与世界银行类似的股权分配方式，即按照成员国经济规模（GDP）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占比来进行分配。这样，中方将出资80亿美元，剩下的20亿美元由俄罗斯和其他中亚国家承担。相应地，中方的股权占比也将为80%。此外，中方还建议，将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总部设在北京，提名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陈元为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行长候选人。 这些制度安排都将显著提升中国在上合组织金融合作网络中的中心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