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内制度体系与国际合作

既然内外联动成为当今世界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互动的一个特点，就需要考察国内制度体系对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的影响。弥合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间的分歧一直是现代政治理论待解的问题，也是困扰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建设的难题，其在当前突出的表现是来自国内政治体系因素而出现的对全球治理协议频繁的否决现象。

全球治理协议在达成和执行过程中，容易受到在目前较流行的分权制衡和多党政治国内制度体系的影响。国家作为国际关系中的行为主体，其政府在一些全球性问题的立场和行为上理应具有稳定性和可预期性，但是分权制衡和多党政治的国内制度安排又造成了政府在外交上常常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头的，不是连贯的而是断裂的。现代政治理论在处理这个问题上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也就是将分权制衡和多党政治作为一个政治正确理论予以承认和接受，假设任何国际合作协议的达成和执行应当服从这种先天的国内制度体系，因而，人们很少从理论上对这类国内制度体系在国际合作问题上的障碍予以怀疑和反思，流行的理论尤其是西式民主政治理论大多是在为这种制度体系做理论辩护。

在许多议题领域中，分权制衡和多党政治的国内制度体系已经影响到国际合作的质量，成为诸多全球治理议题解决的国内障碍。在分权制衡和多党政治的制度体系下，政治生态的特点表现为府会政治、党派政治、利益集团政治、结盟政治，而在政治原理上，概括起来就是在空间上“部分反对部分”和在代际上“一届反对一届”，一言以蔽之，这是一种对立式的制度体系。对立式制度体系在外交上产生的消极外溢效应突出表现为对待国际合作协议的反复无常性，许多来之不易的国际合作协议由于一些国家国内府会政治、政党政治、利益集团政治的因素而被搁置或者否决，从而使得国际合作陷入拖延状态。最近在气候和环境治理问题上，一些大国和中等国家国内政治发生变化，再次由于国内制度体系的对立乃至对抗性因素而危及国际环境合作协议的执行质量和执行进度。

关于对立性制度体系与国际合作问题的讨论，并不是为了否定许多国家基于历史和国情而形成的国内制度，而是从学理上探究这类制度体系与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之间的冲突。实际上，为了尊重各国的国内政治，国际合作协议一般都允许参与国进行一些保留。然而，留有余地并不成为一国将来可以随意否决或者退出合作协议的借口，它是从照顾国内特殊性以及国际合作协议的国内可执行性来考虑的。一个国家特别是在重要议题治理领域扮演重要角色的国家，在参与国际合作谈判和全球问题治理的时候，如果抱着达成将来可以被撕毁的国际协议或者撕毁将来可以被恢复的国际协议的心态，并且每次出现这种否决情况时都以国内制度体系因素予以推诿和搪塞，必然使人对建立在这类制度体系基础上的国家的外交信用产生怀疑。

互联互通世界的治理和秩序实际上深受对立式国内制度体系的困扰。从政治制度的国际比较来看，有的通过对立制衡原则来安排政治制度，有的通过协商合作原则来安排政治制度。对立式制度体系不只是对全球治理产生影响，其实也对此类国家的内部治理产生影响，在能妥协和有共识的时候，对立式制度体系大抵可以相安无事，但是一旦共识分裂，国家治理就会处于“一国三公”的相互否决状态，这是当今不少西方国家内部碰到的较为普遍的国内制度困境。遗憾的是，对立式制度体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过理论包装，作为“民主”政治的唯一模式被推销到世界很多地方。实际上，所谓“部分反对部分”和“一届反对一届”的制度体系并不是一些教科书所讲的民主，它在一定意义上已经偏离了民主政治的本质。在地区政治中，不少国家在输入这种对立式制度模式后，反而激化了国家、社会、民族、阶层、种族和地域间的冲突和对抗。从原理上讲，通过对抗形成平衡和秩序的对立式制度体系还容易成为滋生或者激化极端主义的温床，世界上的极端主义并不必然与对立式制度体系有关，在对立式制度体系下也会存在持中的状态，但是由于存在向两端分离的张力，对立式制度体系下的一些政党、组织、团体的外交观点和政策经常以极端形式表现出来，这一点尤以竞选政治表现为甚。

因而，撇开对他国内部制度体系的是非评价，纯粹从探索更好的治理和秩序角度而言，应当反思对立式制度体系与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和政治秩序追求之间的矛盾。仅仅从国内视角看待对立式制度体系，其弊端之处展示的往往不全面，如果跳出来更多地将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结合起来的话，则更容易看到这种制度体系对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的影响。一种国际秩序如果总是无休止地受到一些国家国内“部分反对部分”和“一届反对一届”制度体系的影响，这样的国际秩序并不是牢靠的，而且全球性的合作方案会因为国内原因而大打折扣。一个好的国际秩序不能假设所有成员都应采纳相同的国内制度，也不应该以某种制度作为制高点对别国内部制度说三道四，那样均容易导致干涉，但是像上文所揭示的全球治理的国内制度症结，确实是较为普遍的问题。

除非出现巨大的外交制度改革，否则对立式制度体系造成的一国对外交往中的“一国三公”现象仍将会困扰全球合作。对于建立在协商原则上的制度体系来说，例如中国制度体系，则较好地解决了国内制度体系和国际合作相抵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