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浦江航运能力的增加，使得位于黄浦江左岸的上海在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提高：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设江海关于上海，“往来海舶，俱入黄浦编号”。对外贸易的发展同时刺激了上海城市的发展。到乾隆年间（1736—1795年），上海已颇具都市气象：“凡运货贸迁皆由吴淞口进泊黄浦，城东门外舢舻相衔，帆樯比栉，不减仪征、汉口。”到开埠之前乘船来到上海的英商注意到，“上海事实上已成为长江的出海口和东亚主要的商业中心，它的国内贸易远在广州之上”。

与此同时，上海的城市也颇具规模。明嘉靖年间修建的城墙内，街巷纵横，并以城隍庙为中心形成繁盛的商业街市，有以棉花交易为主的花市街，大豆交易为主的豆市街，专做洋货买卖的里、外洋行街，以及经营本地手工业的竹篾街、彩衣巷等。还有众多行业公所散布在城内外各处，如钱业公所、布业公所、药业公所和粮业公所等。城内还有园林20多处，著名的有豫园、露香园和也是园等。城墙外靠近黄浦江的大小东门一带商业也十分兴盛，“沙、卫各船之装卸货物者，皆泊于南市，故自董家渡至十六铺一带，百肆喧市，万物充轫”。

尽管上海在清中叶已具备相当的城市规模，但近代上海城市的发展却起因于开埠这一历史事件。

安全岛效应：人口涌入刺激租界经济

1845年11月29日，英国驻上海第一任领事巴富尔利用“虎门条约”第七款中有关通商口岸的条文，向上海道请求在县城北郊的黄浦滩设置英人居留地。商议与威迫的结果不仅是上海英租界的正式设立，还有可视为租界基本法的《上海土地章程》的出台。三年后的1848年，基于同样的诉求，法租界与美租界也分别在县城北面和苏州河北面的虹口地区建立。

此时被划定为租界的上海县城北郊一带为坟冢遍布的荒野，仅县城西北城门外就有大小坟头200多处。想不到这一片旷野荒滩却从此成为近代上海城市空间的生长点。

开埠的最初几年，租界人烟稀少，界内的外侨人数有限，到1851年也仅有265人。租界南面的县城仍是上海城市的中心。

然而这种由于开埠冲击而发育起来的都市新模式，其潜力在1850年代中国所面临的动荡中迅速地显现出来。1853年3月，太平天国攻占南京，形成与清政府南北对抗的局面。北中国地区灾荒不断，小规模的民众骚乱此起彼伏。甚至连当时最富庶的江南地区也处于兵荒马乱之中。1853年9月，上海爆发小刀会起义。混乱之中，租界的外国侨民成立民团组织——上海义勇队（又称万国商团）以确保租界安全，而小刀会也表示无意伤害外侨，租界成为上海缙绅与周边居民躲避战火的临时安身之地。人口流入在促进租界经济活动扩张的同时，也不断刺激房地产业发展；二者为租界当局提供持续不断的市政建设资金，使它有可能以租界生活品质的优化吸引更多居住人口。

在当时动荡不安的中国政局下，上海租界这一类的通商口岸被认为是相对安全且较有秩序的独立区域，除一般华人宁愿徙居公共租界处于洋人的保护下之外，更重要的是，只有租界内的产业才具有借贷抵押的价值，享有较高的商业信誉。而租界当局也不失时机地把握住这一机会。每一次战乱都为租界带来大量的人口和资金，大量的资金参与到新的投资浪潮中，大量外省劳动力被吸纳进各种产业，有效地带动起上海租界经济及租界当局经济实力的迅速膨胀。

在租界经济的带动下，1852年，上海对英国进出口总值已达1600万元，并在1853年起超过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与此同时，近代工业也逐渐兴起。最初是船舶修造厂，随后是棉纺工业、食品加工业等轻工业，1865年以军事工业为主的近代企业江南制造总局在上海诞生。随着制造业更趋发达，上海由一个以贸易为主的城市转变为近代工商业城市。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已当之无愧地占据了中国第一大都会，甚至是远东第一大都市的地位。而经济的发展，也为上海租界城市空间规模的扩大奠定了物质基础。

1901年汽车第一次进入上海                                                            1908年有轨电车正式运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