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从奥巴马政府就任起两年多的战略酝酿，美国自2011年下半年开始以外交、军事和经济三管齐下、相互配合的方式，使其以“亚太再平衡”为表现形式的对华牵制和竞争政策进入实质推进阶段。在外交上，美国致力于广泛参与亚太地区既有的多边国际机制和区域合作架构，并极力密切与本地区主要国家和区域组织的关系，防止中国地区影响力的进一步上升。冷战结束以后，亚太地区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尤其是伴随经济一体化的加速发展和意识形态因素的急剧淡化，美国在冷战期间成功运行了近半个世纪并以其为核心建立的双边联盟体系，即“轴幅”（hub－and－spoke）体系面临新的挑战。为在维持自身地位的同时回应国内政治联盟关于降低对外战略成本的诉求，奥巴马政府试图建立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多边合作机制。在此期间，美国不仅积极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而且还广泛参与东盟地区论坛以及东亚峰会等主要区域性多边国际组织，并力图主导议事日程，最终实现政治领导。此外，美国不断加深与亚太地区传统盟友如日本、韩国、菲律宾和澳大利亚等国的关系，积极挖掘新伙伴，与新加坡和印度等国来往日益频繁。同时，美国还逐渐改变了以往在南海等海洋领土主权争端中的“不介入”政策，开始积极寻找并利用海洋问题这一牵制中国的新支点大做文章。

军事上，在国内政治联盟要求削减军费开支的背景下，奥巴马政府对华牵制与竞争的重心一方面在于强化与传统盟国的合作并不断寻求建立新的军事伙伴关系，从而通过多边主义的方式降低战略成本；另一方面则在压缩战略资源的前提下极力调整军事部署以将主要精力投放于亚太。例如，在2012年1月5日由国防部出台的新军事战略报告中，美国决定未来10年把60％的海军力量部署在亚太。不难看出，这一调整的目的是进一步巩固美国在亚太的军事主导地位，而奥巴马政府的外交实践也证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动作频繁，并且涉及范围广泛。在朝鲜半岛，美国不断加强与韩国的安保合作。在日本，美国继续突出美军的“前沿部署”，不仅在冲绳部署“鱼鹰”直升机，还明确表示将钓鱼岛纳入《美日安保条约》的适用范围，强化美日同盟作为“地区与世界安全不可或缺的支柱”之地位。2013年朝鲜核试后，美国开始在日本部署新的Ｘ波段雷达。在南海问题上，奥巴马政府除在言辞上高调干涉外，在行动上也积极跟进。例如，美国不仅向菲律宾等国出售武器，还决定在新加坡轮驻先进的濒海战斗舰。在澳大利亚，奥巴马政府于2011年11月宣布，美国将在其北部的达尔文港轮驻200-250名海军陆战队官兵，以巩固“第二岛链”防线。此外，美国还特别加强了与印度的军事合作，并将这种关系提升到战略层面。军事上的“再平衡”还体现为美军在该地区不断提升的作战能力。例如，奥巴马政府提出了“空海一体战”（Air－Sea Battle）的作战新理念，将海、空军纳入统一作战体系，以强化联系网络、提升作战规模和能力，增强战略威慑。

经济上，“奥巴马联盟”以自由主义和多边主义为代表的对外战略取向体现为力图通过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建立以美国为中心并绕开中国的泛太平洋经济合作区。长期以来，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一体化势头使美国虽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却无法在经济上全面介入该地区已运行多年的多 边 经 贸 机 制，特别是目前在该地区已经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的自发性经济合作机制。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力图推动建立TPP这样一种全新的经济合作模式，目的在于将其作为主导亚太经济合作的工具，以解决“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经济路径问题，最终通过在该地区制定一套有利于自身的游戏规则和制度安排，获得同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的优势。

总之，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中美亚太战略竞争集中体现为多边制度竞争，即美国致力于在亚太地区的外交、安全与经济等地区多边主义框架下同中国开展全方位的主导权之争，防止中国的地区影响力取代美国，进而对其主导的国际秩序构成冲击。归根到底，这一政策是在中美战略竞争时代的地缘政治逻辑框架下，由美国国内政治特别是“奥巴马联盟”的对外政策诉求及其利益偏好所界定的。因此，只有在地缘政治逻辑的基础上，从美国国内政治入手进行研究，才能更加准确地分析其外交实践。

（三）双边经济竞争：国内政治与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

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其对外战略的整体取向——反全球化与经济民族主义——在对华政策中主要聚焦于双边层面的经贸议题。这一政策调整的国内政治逻辑更为明确和直接。首先，国内政治逻辑在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外战略制定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特别是当前美国政党重组趋势带来的“双重极化”的政治结构，使得经贸问题本身在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战略中占据着首要地位。而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经贸关系又在美国对外经济关系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例如，中国不仅已经跃升为美国的第一大货物贸易伙伴，而且其对美投资的规模也已经大幅超越美国对华投资规模。在美国的50个州中，已经有多达47个州拥有来自中国的投资。又如，随着中国济的迅速崛起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不断加快，中美经贸关系中的竞争性正在逐步取代互补性，两国贸易中存在摩擦的领域随之持续扩大。因此可以说，对华经贸政策的推行效果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的成败。

从这一事实出发，特朗普政府在对华经贸关系上致力于实现三方面的战略诉求：一是增加对华出口、减少贸易逆差；二是运用关税手段削弱中国制造业产品的竞争力，推动解决美国国内与制造业相关的白人蓝领阶层的就业问题；三是打压 “中国制造2025”，延缓中国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进程，维护自身霸权。从国内政治的角度看，特朗普政府以经贸议题为抓手的对华政策所追求的根本目标是通过稳固核心政治联盟的支持，强化自身国内政治地位，最终推动完成一次有利于共和党的政党重组。为了实现上述目标，特朗普政府自执政起便不断力推以所谓“公平贸易”为旗号、以实用主义和结果导向为理念的对华经济民族主义政策。

特朗普政府对于经贸问题重要性的认知及其从竞选阶段便已付诸实践的战略思维，本质上抓住并加速了美国政治演变的一大趋势，那就是白人蓝领阶层对民主党日益明显的疏离。如果考虑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日益加剧的经济不平等主要源于共和党执政时的政策，那么白人蓝领阶层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理应更倾向于民主党及其施政理念。然而，实际发生的政治演变态势反映出的却是更为复杂的美国国内政治逻辑。其中主要包括：意识形态和传统价值观念对于白人蓝领阶层的投票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经济增长带来的实际收入增加，部分抵消了白人中低收入群体对经济不平等的负面认知，这就意味着他们更关心就业而非福利；民主党的主要经济、社会政策红利被大量少数族裔和外来移民获取，从而大幅减少了白人蓝领阶层的获得感。基于此不难发现，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中以经济民族主义为内核的经贸政策完全是为了迎合白人蓝领阶层这一核心政治联盟，从而实现维护自身政治利益、稳固执政地位的目标。

在政策实践中，特朗普政府以经贸议题为抓手的对华战略调整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

首先，从中美元首海湖庄园会晤到特朗普访华，两国在2017年主要围绕“百日行动计划”及“一年行动计划”所涉及的利益分配、政策协调、国内改革以及配套措施等多方面内容，追求通过相互配合与妥协，解决两国经贸关系中存在的突出分歧和矛盾，尤其是回应美方关于中美经贸关系的现状有利于中国而不利于美国的不满。总的来看，这一阶段美方在谈判的过程中采取了攻势，中方则处于守势。在这一背景下，中美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难免受制于美方所自我界定的利益、目标与议程，而且由这些利益、目标与议程带来的双边经贸关系波动很可能会影响双边关系的整体发展。通过这一阶段两国在经贸议题上的互动可以发现，在特朗普政府奉行建立在国内政治逻辑基础上的经济民族主义对华政策框架下，美国对于中国在经贸领域的合作甚至让步需求不会减弱，经贸议题在特朗普任内将无疑会成为中美关系中的首要议题。在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两国围绕能源和基础设施等主要领域的合作达成了逾2500亿美元的经贸协议，这一协议成为特朗普政府对华经贸政策取得阶段性成果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