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此，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战略致力于平衡与统筹上述政治联盟的外交利益诉求，以一种低成本的方式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以上述两部分国内社会力量所构建的“奥巴马联盟”决定了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对外战略的总体取向与基本目标。

就特朗普政府而言，其对外战略所追求的核心目标和主要推进手段——“使美国再次强大”与“美国优先”——则植根于2016年美国大选所反映出的国内政治力量重组进程的开启。这一重组集中表现为，20世纪80年代开始由民主党人构建的美国东北部政治联盟出现了重大分裂。一直以来，这一联盟都是由新英格兰（New England）、中大西洋（Middle Atlantic）与五大湖区的“铁锈带”三部分构成，但以白人蓝领阶层为主体、以传统制造业为主导产业的“铁锈带”各州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几乎全部倒向共和党并成为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进而推动形成所谓的“特朗普现象”。

这一现象使美国政治在冷战后两党极化的基础上出现了共和党内部的分裂和极化，即衍生为一种“双重极化（two－level polarization）”结构。这进一步恶化了美国国内的政治生态，形成了民主党与共和党、共和党建制派—全球主义者与反建制派—本土主义者之间的尖锐对立和冲突。从特朗普政府执政两年多来的实践看，低迷的民调支持率、两党政治的巨大掣肘以及社会矛盾的持续深化，都使得特朗普政府在政治上对于自身关键选民群体——以白人蓝领阶层为代表的反建制力量和本土主义者——的依赖日益加深，甚至形成了一种紧密的利益捆绑态势。这也就意味着，这一政治联盟的利益诉求已经成为特朗普政府内政、外交政策制定的首要甚至决定性变量，国内政治对于美国对外政策的界定作用因此愈发显著。

在对外战略领域，特朗普核心政治联盟的主要利益诉求在于改变全球化给他们带来的不利冲击，如贸易逆差不断扩大、制造业持续外流、制造业相关就业岗位减少以及收入增长落后于通货膨胀等，希望美国减少不必要的海外干预、降低对外战略成本、摆脱来自国际制度、多边主义和盟友体系的约束，在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时，以美国的现实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为优先考虑。

基于此，特朗普政府执政后始终以经济民族主义为抓手，致力于缩减美国的对外贸易逆差、推动制造业回流本土，同时力图扩大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进行战略收缩、减少海外干预、与盟友分摊防务开支，以及通过频频退出多边性国际组织摆脱来自盟友体系以及国际制度和多边主义的约束。当然，特朗普政府对外战略中的单边主义取向也是共和党传统外交理念的体现，并且其强调大幅增加军费开支、在安全问题上采取更为积极和强硬的态度，同时将扩大美国的农产品和能源出口等作为施政重点的做法，也反映出了主流共和党政治精英及其相应政治—社会力量的利益诉求和意识形态偏好。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美国对外战略的制定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和特朗普政府时期建立在全然不同的国内政治逻辑基础上。这种逻辑差异在外交实践中分别体现为将维护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稳定与推进美国的对外经济贸易利益作为首要核心利益与优先关切，并且为了实现这种差异化的利益与关切，美国所采取的对外战略手段也经历了从基于自由主义和多边主义的国际制度竞合到基于现实主义和单边主义的国际经济竞争的演化。

上述事实表明，在美国这样一个高度多元化的社会结构与代议制民主的政治结构组合之下，不同的社会利益和社会力量都拥有表达自身对外政策诉求的机制和渠道，因此，美国的国家利益本身就是一个难以被明确、稳定和统一界定的概念，而在冷战后日趋极化和分裂的国内政治—社会背景，以及“一超多强”的国际体系缺乏一个明确和对等的战略对手的背景下，美国的国家利益实质上是被两党政治精英所分别代表的截然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国内政治—社会利益所建构和界定的。正因如此，美国的对外战略（包括对华政策）才表现出阶段性和不确定性的特征。

三、国内政治与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从奥巴马到特朗普

结合中美战略竞争时代美国对华中长期战略的制定逻辑，以及2009年以来美国国内政治对其国家利益界定连同对外战略走向影响的研究，本部分将重点分析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演变的动因。依据本文提出的“地缘政治—国内政治”双重逻辑框架，笔者将探讨在不同的国内政治逻辑下，美国对华政策连同中美战略竞争主题从奥巴马政府到特朗普政府所经历的变迁，以此论证国内政治变量所发挥的界定作用。

（一）战略竞争时代美国对华中长期战略制定的地缘政治逻辑

如前所述，自奥巴马政府执政时起，中美关系面临的战略背景出现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可以被简要概括为两国步入了“战略竞争时代”，并且这一时代的到来是由地缘政治逻辑所决定的。概而言之，这一地缘政治逻辑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中国所在的亚太地区对美国而言开始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美国加大向该地区的资源投入实际上是一种战略 “纠偏”行为，以更好地维系自身的全球霸主地位。随着世界经济的中心由大西洋沿岸逐渐转移到太平洋沿岸，中国所在的亚太地区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2008年金融危机后，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占全球经济增长的70％，对于金融危机后身处经济困境的美国而言，分享亚太发展红利、参与亚太经济一体化是一种逻辑的必然。随着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的持续、快速崛起以及美国由全球战略过度扩张而引发的相对衰落，一方面，中美开始呈现出“崛起国—主导国”二元关系所特有的“结构性矛盾”；另一方面，亚太地区的权力格局已逐步从美国单极霸权转型为中美“双领导体制”，并面临对美国不利的变动趋势。正如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多年前预测的那样，“中国这个亚洲最大国家的经济增长会不断扩大其在该地区影响的事实，以及恢复其在东亚传统霸权的可能性，将迫使其他国家要么‘搭车’和适应这一发展，要么‘用均势来平衡’中国的影响”。

基于此，在中美战略竞争时代，地缘政治逻辑决定了美国对华中长期战略制定的总体方向，那就是将自身越来越多的战略资源投向中国及其所在的亚太，通过牵制中国的崛起实现维系其全球地位这一总体国家核心利益的目标。然而，宏观的地缘政治逻辑无法解释美国对华政策在实践中运作的具体方式及其在不同阶段的重点和主题。例如，中美两国在关乎美国核心利益的不同领域——安全、经济、价值观以及国际秩序稳定——的竞争方式与博弈重点实际上存在很大差异，结果往往导向不同的战略互动模式。因此，单靠地缘政治逻辑无法解释美国从奥巴马政府到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主题从多边制度竞争到双边经济竞争的演化。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笔者将引入美国国内政治变量，以此从更为微观的层面挖掘美国对华政策演化的逻辑。

（二）多边制度竞争：国内政治与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的对华政策

上文已经表明，“奥巴马联盟”的对外战略诉求推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外交的根本目标在于在全球战略层面收缩战线、减少军费开支与海外干预、降低对外战略的成本，同时运用自由主义、多边主义、盟友体系与国际制度等政策手段，维护美国主导的既有国际秩序的稳定，避免潜在的战略挑战者威胁这一秩序。就对华政策而言，奥巴马政府将中国视为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最大挑战者和威胁者，因而在全球战略收缩的背景下，美国致力于通过上述政策手段同中国展开制度竞争，在控制竞争成本的基础上避免中国成为亚太地区的主导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