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2018年以来，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贸易政策开始进入运用加征关税的办法向中国施压，从而实质性减少对华贸易逆差的阶段。在这一过程中，美方先后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洗衣机、光伏产品、钢铁、铝等加征10％到110％不等的关税，随后又列出了1300多项中国对美出口商品清单并对其加征25％的关税；此外，2018年4月开始，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依据所谓 “301”调查，宣布额外对中国输美的1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美国商务部则对产自中国的钢制轮毂产品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 （“双反”）调查。面对美方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和国际贸易原则的单边主义做法，中国进行了有力的反制。2018年4月，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以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相关规定，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最终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大豆、汽车、化工品等14类106项商品加征25％的关税。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持续发酵，2018年7月6日，美国开始对34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作为反击，中国同时开始对同等价值的美国产品加征25％的进口关税。至此，中美贸易争端进入所谓“实战”阶段。此后，美方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进一步表示，将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对美出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中方则制定了将依法对自美进口的约600亿美元产品按照四档不同税率加征关税，实施日期将视美方行动而定的反击措施。中美“贸易争端”的大规模展开表明，经济竞争已经成为当前中美战略竞争的主题和侧重点。尽管2018年12月1日举行的中美元首阿根廷会晤达成了暂停相互加征关税的重要共识并决定开展为期90天的经贸磋商，从而使“贸易争端”迎来缓和甚至“止战”的宝贵时间窗口，但中美经贸关系中的深层结构性问题需要双方长时间的共同努力才能得以有效解决。因此，贸易摩擦仍将是特朗普政府任内中美关系面临的首要议题。

需要指出的是，在当前美国国内“双重极化”的政治结构下，国内政治对于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影响还体现为建制派政治精英—全球主义者的干预和掣肘。在2017年特朗普访华后，以美国国会中的共和党保守派议员、行政部门中具有鹰派背景的官员以及以主流政策智库为代表的建制派政治力量，对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表现出了越来越明显的不满情绪，认为其过于关注经贸等具体议题，是一种政策上的“短视”，忽视了中国崛起带来的重大地缘战略挑战。

结果是，美国的对华政策从2017年底开始出现了一系列转向，突出了地缘政治博弈的因素，这就使得安全竞争有可能成为下一阶段中美战略竞争的主题。从这个意义上讲，随着美国国内主流政治精英在对华强硬方面达成高度的共识，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地缘政治逻辑与国内政治逻辑正在走向某种程度的“合一”，这一趋势与冷战时期美国对苏联战略的制定背景存在相当的可比性，那就是当美国面临的地缘政治压力强大到一定程度之时，国内政治—社会力量会搁置彼此的分歧与矛盾，形成较高程度的对外战略共识。这也是学界担心中美两国存在陷入所谓“新冷战”风险的根本原因。

总之，从本部分的分析可以看出，美国对华政策的重点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和特朗普政府时期建立在全然不同的国内政治逻辑基础上，其根源在于民主、共和两党政治精英面对不同的国内政治联盟和变化了的国内政治结构，为实现自身所依靠的国内政治—社会力量的对外政策利益诉求，在对华政策上表现出差异化的战略需求。结果是，这种差异使得中美战略竞争的主题连同美国对华政策的重点在实践中先后体现为基于自由主义的多边制度竞争与规则约束，以及基于现实主义的双边经济竞争与合作型施压。

可以说，上述逻辑解释了在中美战略竞争时代的宏观背景下，为何美国的对华政策在不同阶段导向了不同的结果，进而为我们分析今后美国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的走向提供了一个新的切入点。需要指出的是，在美国国内“双重极化”的政治结构下，两党“建制派—全球主义”政治力量开始越来越从地缘政治逻辑和安全维度思考美国的对华政策，因而安全竞争有可能取代经济竞争，成为下一阶段中美战略竞争的主题。

（本文刊于《当代亚太》2019年第1期，原题为“从制度之战到经济竞争:国内政治与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2009～2018)”。作者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