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提出8年后，全球正在形成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新热潮。

近期，美欧相继公布各自的全球基建方案，显示出发达经济体正加速布局对外投资。当地时间12月1日，欧盟正式启动了名为“全球门户”（Global Gateway）的全球基建计划，其投资额预计将达3000亿欧元（约合人民币2.2万亿元）。

而就在上个月，拜登政府官员也表态称，美国预计在明年1月开始对全球5至10个大型基建项目进行投资，作为七国集团（G7）“重建更好世界”计划（Build Back Better World）的一部分，并声称该计划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一个有别于“中国方案”的选项。

此外，经过一年多的沉寂，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联合发起的蓝点网络（Blue Dot Network）倡议也于今年6月活跃起来。日媒称，该计划旨在为新兴市场提供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之外的选择。

黄仁伟在第五届“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国际论坛开幕式上发言 吕乾明 摄

我们应当如何看待美国及其盟友提出的颇具竞争性的基建投资方案？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仁伟在复旦大学和中联部“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主办的第五届“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国际论坛会议期间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表示，“没有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西方国家不会提出这么多基础设施计划，我们带动了西方的投资热潮。”

黄仁伟补充说，西方国家提出基建计划可以理解为广义“一带一路”的一部分，既有其积极意义，但也需警惕其消极影响。

用“包容合作”代替“竞争对抗”

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过程中，中方始终强调该倡议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同时，全球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缺口也为其他各国与中国的共同投资与建设提供了合作的空间。

实际上，中方近期已明确向美国表明过“一带一路”倡议的开放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1月16日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晤指出，中方所提的全球性倡议对美国都开放，希望美方也能如此。

就客观条件而言，尽管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合作持续增长，但想要促进全球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离不开全球多国合力推进，这是一项仅靠特定国家无法实现的目标。

据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9月，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48.7亿美元，同比增长14.2%，占同期总额的18.4%，较上年同期上升了1.9个百分点。但这一数字尚无法满足全球对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

亚洲开发银行此前预计称，从2016年到2030年，仅亚洲每年就需要1.7万亿美元、共26万亿美元的基建投资，以维持该地区发展势头、解决贫困问题、应对气候变化。其中，电力设施需要14.7万亿美元投资，交通需要8.4万亿美元，通讯需2.3万亿美元。

对此，黄仁伟也向澎湃新闻表示，“全球基础设施项目建设需要数十万亿到上百万亿美元的总投资，光靠中国不够，我们只是发出了倡议，需要各国共同做出贡献，这对全球的发展来说是件好事。”

黄仁伟进一步指出，中国与美国等国在全球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存在合作空间。在他看来，一方面，中方可以参与西方基建项目的国际招标。同时，中方的基建项目也可以向西方国家开放，邀请他们的企业、政府参与。除此之外，中方还可以同“一带一路”对象国商议，邀请西方国家参与三方合作，以此将“一带一路”倡议与西方提出的基础设施计划进行部分融合。

香港《南华早报》11月15日发表题为《非洲有空间容纳中国的“一带一路”和拜登的“重建更好世界”计划》的文章，这也印证了上述观点。该文援引总部设在德国的中国非洲咨询公司创始人莫里茨·魏格尔的观点称，非洲有容纳这两个融资项目的空间，因为该大陆有巨大的基础设施需求以及实施符合国际标准、具有商业可行性的项目的大量机会。

计划落实能力是关键

尽管“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包容和开放的特征，但不容易忽视的是，美国及其盟友借助推出自身的基建项目同中国竞争的意图明显。

据“美国之音”等外媒分析称，拜登推出“重建更美好世界”倡议，希望提供一个有别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选项；欧盟提出的3000亿欧元“全球门户”计划，也被视为挑战“一带一路”的新尝试。同时，美欧的基建计划均强调了“以民主及价值观为核心的投资”。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12月2日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欢迎一切帮助发展中国家建设基础设施、促进共同发展的倡议。我们同时认为不同的相关倡议之间不应该是相互替代、相互排斥的关系，而应该提倡兼容并蓄，沟通协调，形成合力。

汪文斌表示，过去8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取得了实打实、沉甸甸的成就，为有关国家人民生活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扶持，受到各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中欧双方在互联互通大方向上有着诸多的共识，完全可以形成互补，共同促进各国之间的互联互通和全球可持续发展。

对于“一带一路”倡议面临的外部竞争与挑战，黄仁伟向澎湃新闻分析指出，“美国及其盟友企图用自己的投资抵消中国的倡议，希望别的国家只接受他们基础设施的投资，而拒绝与中国合作，这一想法只是一厢情愿。”黄仁伟解释称，在实践中，对象国会比较不同国家的投资项目的成本、收益、周期等因素，而中国在这些方面的比较优势是客观存在的。

就对非洲基建投资而言，南非斯泰伦博斯大学国际与比较政治中心研究员蒂姆·扎容茨告诉《南华早报》，中国企业在非洲基础设施和建筑市场“极具成本竞争力”，它们的动员成本较低、投资期限较长。因此，在定价方面打败中国企业仍将是西方企业面临的挑战。

除投资意愿外，更重要的是分析各国落实计划的实际能力。对于美国政府来说，美国国内基建仍需依靠举债，且美国基建效率低下，这让业界难以相信美国有能力向外输出基建能力。

黄仁伟分析认为，美国总统拜登今年11月虽勉强通过了约1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法案，但其资金来源尚未落实，或需大量征税、转移其他项目资金来填补，更别说在海外开展基础设施项目，因此其计划很大程度上只是“空中楼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