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德国新总理朔尔茨即将上任，执政16年之久的现任总理安格拉·默克尔退休进入倒计时。对欧洲乃至世界而言，这也意味着一个时代的谢幕，欧洲的“后默克尔时代”已然开启。

与此同时，作为“欧盟双引擎”之一的法国进入新的大选季，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欧盟乃至欧洲既有矛盾趋向复杂，欧盟进入新的成长期。

欧盟委员会副主席、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最近主动向外界透露了即将推出的欧盟“战略指南针”相关内容，文件透露出欧盟对内凝聚共识、固本自强，对外争取独立自主的迫切愿望。

自欧债危机以来，欧盟一直不乏对自身总体趋弱、式微的焦虑和反思，近几年密集出台的、以谋求“战略自主”为核心的设想、法规、计划和举措等，充分说明了这一问题。

“后默克尔时代”，人们将看到一个怎样的欧盟？

“默克尔主义”走向终点

自2005年至今的默克尔执政时期，欧盟经历了一系列危机，也深深地打上了“默克尔烙印”。从为了应对《欧盟宪法条约》危机而推动出台《里斯本条约》，到欧债危机中最终出手施救纾困希腊；从乌克兰危机期间坚持独立自主地斡旋俄乌关系、推动两个《明斯克协议》的缔结和实施，到回应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重启法德轴心、支持欧洲“战略自主”；从应对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美国优先”的反全球化倒行逆施，喊出“欧洲完全依赖别人的日子已经过去”，到明确拒绝美国总统拜登要求德、欧在中美间选边站……默克尔带领欧洲走向一个个新起点。

当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欧盟内部“各扫门前雪”之风盛行，默克尔又与马克龙联手，力排“节俭国家”众议，推出“下一代欧盟”复苏基金，不仅为抗疫提供了后援，还留下了未来欧盟发展共同财政的遐想。

一方面，默克尔本人相对务实、理性、低调、逐事解决的行事风格，使她受到欧盟内部不同阵营的广泛认可，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欧盟内外政策和一体化的走向。

另一方面，默克尔在一些人眼中“被动应事、缺乏主动谋划”的特点及其推动的一些政策，比如备受争议的接纳难民政策，被指加深了东西欧的认知鸿沟，助长了欧盟内部民粹势力的崛起。有欧盟民调显示，大多数欧洲人认为“默克尔主义”不应延续。

在反思、焦虑中求变

作出选择需要基于对态势的感知和现状的判断。面对欧债危机以来的一系列危机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欧洲知识精英和政治家对欧盟的境遇变迁和自身软肋的审视和反思，与一系列危机几乎同步展开。

在持续不断的反思中，欧洲没了1989年柏林墙倒塌时的兴高采烈，没了德国前总理施罗德、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联手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自信笃定，取而代之的是日益增强的危机感和对自身前途的焦虑，以及对未来的迷茫。

今年10月，欧洲政策中心的副主任德·卡斯特罗在其《世界变局中的欧洲转型》报告中得出结论：欧洲将面临持续性的危机状态，危机将接踵而至，欧盟需要实施整体层面的变革，明确需处理问题的优先级。地缘价值、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技术、地缘联通、地球圈与生物圈是欧盟未来10年的六大关键领域。只有适应这些结构性变化、完善管理，欧盟才有机会在全球竞争中不落人后。

更具权威性、标志性的自身定位判断来自“欧盟外长”博雷利，其11月12日提前透露的“战略指南针”相关阐述，得出了“欧洲正处于战略性萎缩之中”的结论。文件将其面临的主要挑战归纳为三条：其一，欧盟经济势力范围的萎缩，30年前欧盟拥有世界财富的1/4，20年后将只略高于10%；其二，面临新的域外挑战，欧盟战略战场竞争日益激烈；其三，欧盟的政治领域正受到挤压，“自由价值”也越来越受到质疑。

基于这种越来越强的危机感和焦虑的自我认知，近年来，法德和欧盟领导人不断倡导和强化“欧洲战略自主”理念，作为回应相关问题的抓手和工具，内聚人心和力量，外抗压力和竞争。欧盟及其成员国也紧锣密鼓且全方位地出台了一系列以凸显“战略自主”为主题词的应对政策和举措。

从“多速欧洲”的提出，到构建“地缘政治委员会”；从实行“绿色新政”、出台《数字服务法》《数字市场法》和《人工智能法》，到发布《欧洲新工业战略》；从修改《反倾销法》、制定《外资审核条例》、酝酿出台《外国政府补贴法》，到通过关于企业尽职调查的立法建议；从促进亚欧互联互通，到启动“全球门户”全球基建计划；从启动欧洲“永久结构性合作”联合防务机制（PESCO）到推进欧盟“战略指南针”进程；从中欧关系的谈判和合作伙伴、经济竞争者和体制对手的重新定位……欧洲“战略自主”的架构日渐丰实，尽管诸多判断明显失实，回应货不对板。

“战略自主”难自主

在欧盟看来，要避免自身陷入“战略萎缩”的尴尬境地，就必须对内强基固本，增强“欧洲认同”和内部凝聚力，对外摆脱对美依赖，持续增强“战略自主”。但环视当下，“后默克尔时代”的欧盟，面临着一系列内忧外患。换句话说，对欧盟而言，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首先，德法引擎有着失速和推力不足的风险。一方面，随着默克尔的离场，德法短期内难以再现曾经的“默克龙”盛景。尽管接棒默克尔的朔尔茨亦非政治素人，他有着社民党领导人和德国政府副总理兼财长的履历，亦全力支持欧洲一体化，但要获得默克尔那样的权威尚需时日，加上他所领导的是一个理念殊异的三党联合政府，他还需同法国领导人进行磨合并建立私谊。

更何况，法德轴心所需的那种同频共振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双方力争最大公约数的结果。在最近美法“奥库斯”（AUKUS）潜艇争端中，德国并没有力挺法国，这一点值得玩味。

另一方面，法国明年4月的大选日益临近，候选人出现“4+1”角逐局面。积极推动法德轴心重启、全力倡导欧洲“战略自主”的现任总统马克龙，尽管拥有相对优势，但还称不上胜券在握。值得一提的是，2022年上半年法国是欧盟轮值主席国，这既是马克龙为其竞选募票、推进欧洲一体化的时机，也可能成为加剧相关掣肘因素的一个“地雷”。

其次，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欧盟经济复苏承压，南北差距进一步加大。

疫情给欧洲经济社会造成了严重冲击，一些既有矛盾激化，能源价格高企、供需错配、通胀高企、产业链供应链中断等，制约欧洲经济持续复苏的因素不一而足。尤其是，疫情进一步加剧南北经济差距。南欧的意大利、希腊等国累计公共债务分别已达本国GDP的160%与210%，甚至超过欧债危机时期，创下新的历史纪录。

再者，东西欧裂痕进一步增大。最近，波兰和欧盟有关司法独立的争议闹得满城风雨。欧盟指责波兰压制民主，破坏司法独立，动了欧洲一体化的根本，向其开出每天100万欧元的高额罚单，并以扣押应给波兰的疫情复苏基金拨款为要挟。波方也被曝，在近期颇受关注的波白边境难民冲突中，宁肯勒紧裤腰带，动用自家警力15000人镇守边界，也不愿让欧盟染指其主权，甚至还在酝酿“脱欧”。

无独有偶，匈牙利与欧盟之间也有过类似的宪制改革危机和冲突，欧盟认为欧尔班政府违背了其奉为圭臬的民主体制和西方价值观。

以波兰、匈牙利等组成的维谢格拉德四国集团为核心的东欧国家与西欧传统国家间的冲突根源颇深，可溯源至上世纪90年代欧盟的“急速东扩”。中东欧国家试图搭上欧盟经济一体化的便车以发展本国经济，但对于欧盟的政治一体化缺乏兴趣。同时，安全上又倚赖美国和北约，加之美国在欧盟内部实施“掺沙子”政策，拉拢“新欧洲”国家，问题更趋复杂。

另外，西方在中东欧剧变前曾大力扶持过其民族主义力量，这些力量“入盟”后并未消失，反而颇具人气。由此，东西欧在司法体制、“多速欧洲”、对俄政策、难民、气候政策、能源转型、同性恋、堕胎等诸多问题上意见相左，持续不断的相互杯葛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四，美欧龃龉不断，欧盟“战略自主”持续承压。

美欧关系在冷战结束后出现显著变化。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的“重返亚太”政策、G2提法等，严重打击了欧盟“自我中心”的“傲娇心态”；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的一系列举措，更令以德法为首的欧盟发出感叹——“有这样的盟友，谁还需要敌人”；拜登上台后，以“美国回来了”为口号访欧示好，力图拉拢、施压欧洲盟友选边，战略制衡中俄，美欧关系出现缓和。

但美国抛却盟友、“不告而别”的阿富汗撤军行动，以及最近发生的“奥库斯”（AUKUS）潜艇事件，令欧盟“心伤”。欧洲盟友意识到，建制派的拜登带回的仍是“美国优先”。更令欧盟忧虑的，是美国国内特朗普虽然走了，“特朗普主义”仍在，美欧围绕北约、欧盟周边等问题龃龉不断，欧盟战略自主之路道阻且长。

第五，实力匮乏，欧盟在诸多安全问题中沦为“看客”。无论是2008年的格鲁吉亚冲突、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还是2020年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纳卡冲突，抑或叙利亚和利比亚战争，欧盟都试图发挥作用，甚至直接出手参与，但也频频彰显无力感；马克龙在黎巴嫩重建问题上付出了极大政治资本却无功而返；在伊朗核问题、巴以问题上，欧洲更是只能看美国眼色行事。换言之，原本属于欧盟的“周边安全关切”，由于“战略自主”能力的匮乏，频频陷入被动。

显然，“后默克尔时代”的欧盟，还没有做好准备以应对各种内外变量，欧盟下一步的走向充满不确定性。

（作者系复旦大学欧洲问题中心主任、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