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副校长陈志敏在联盟成立仪式上发言 。澎湃新闻记者 孙语双 图

10月13-14日下午，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所高校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院组成的“学院联盟”在复旦大学正式成立，在国内尚属首创。

来自中国、俄罗斯、印度、韩国、巴基斯坦、伊朗、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蒙古、匈牙利、波兰、拉脱维亚共13个国家的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共聚一堂，研讨“一带一路”与新型国际关系建设，以及“学院联盟”后续可能的学术、学者、学生等国际合作事宜。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执行院长苏长和表示，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是新型国际关系建设的重要力量，但是这些国家彼此之间了解不足，各国的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院可以通过国际合作和国际关系教育，在民间沟通上起到先导性作用，帮助彼此减少相互理解赤字问题，培育共同发展的民意基础。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是联盟的发起方。苏长和提出，学院联盟是一个学术学生学者交流合作网络，应秉持“4C”理念，即“舒适性”（comfort）、 “合作性” (cooperation)、 “互相理解的共同体” （community of mutual understanding）和“共同联系网” （connective network）。苏长和认为，联盟是一个包容开放的非正式组织，其把“舒适性”放在第一，意在强调学术来往中不强加任何价值和立场，在平等、舒适的基础开张务实的合作，舒适性也是中国现在在双边和多边外交中经常强调的一项原则。与会的院长就联盟未来建设提出了近四十条有价值的建议，包括加强学生和教师沟通、学分转换、跨国双学位项目、暑期学校、学者实地调研、远程网络课程、互派学者讲授各自治国理政有关的课程等。联盟4C的理念，同现在世界上流行的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理念是一致的。

“未来，或许还能创办‘一带一路’国际期刊。”印度尼西亚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副院长多迪·普拉约戈（Dody Prayogo）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提议道。德黑兰大学法律与政治学院院长穆罕穆德·塔哈希德（Mohammad Takhshid）希望这个学术网络未来可以逐步组织化。

上述“学院联盟”的成立，是在10月13日至14日在复旦大学举行的第二届“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国际论坛期间一场名为“共建‘一带一路’与新型国际关系建设：现状与展望”的分论坛上达成的。论坛期间，来自十多个亚欧高校的学院院长还就“一带一路”、“新型国际关系”等关乎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会议间隙院长们互相交流 。澎湃新闻记者 李怡清 图

全球治理的规则、民主、发展赤字

全球化、信息化浪潮席卷全球，给国际社会带来诸多挑战的同时，也创造了诸多机遇和需求。在此背景下，传统国际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面临时代冲击。。

拉脱维亚大学政治系主任艾维塔·莱茵荷德（Iveta Reinholde）认为，信息化模糊了“地域”的概念，并且极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国土安全”、“全球变暖”等政治议题的认知。

韩国延世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李郑延（Jeong Yeon Lee）同样强调，当推动“全球化”的两架马车从以往的贸易和金融资产流通逐渐转变为人口和信息流动，这意味着现有的国际关系体系应该适应包容不同文化背景。

然而，全球治理的发展局势并未走向适应与包容，反而出现了倒退的、封闭的、排外和孤立主义的“逆全球化”趋势。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退出《巴黎协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中涉及国际法院管辖问题的相关议定书等一系列国际组织和国际公约的决定成为这一趋势的突出表现。

矛盾交织、冲突频发、不确定性上升的世界格局，已成为全球范围生产力发展和治理体系滞后的矛盾产物。

“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治理正面临不同程度上的规则、民主、以及发展赤字，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诉求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印度尼赫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阿加亚·巴特尼克（Ajay Patnaik）在论坛期间说道。莫斯科国立大学政治学院副院长安童·康普列夫认为，欧亚经济联盟和中国的“一带一路”可以通过合作，为欧亚经济合作提供新的联结。

构建“去中心化”的全球治理

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在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并不意味着全球化的终结或彻底逆转，而意味着这一轮经济全球化经过近40年的发展后，正呼唤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到来。

作为中国所提出的新型国际关系模式，“一带一路”倡议立志于构建“去中心化”的全球治理，通过数字信息技术和基础设施网络，强化发展中国家与世界市场之间的联结纽带、通过促进全球产业链和科技生产力的均衡化推动经济公平与普惠发展。这也成为复旦大学成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校国际关系学院“学院联盟”的题中之义。

论坛唯一女性发言人、来自拉脱维亚的莱茵荷德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最难能可贵的是在于它加强了各国的联动性，并试图创建一个国际治理网络，使国家、个人、企业等不同行动者（actors） 都能有效参与。

目前，印度未明确加入“一带一路”，但这丝毫不妨碍来自印度的学者巴特尼克对这一学术联盟体兴趣浓厚。他告诉澎湃新闻，“中国和印度在确实存在一些分歧，比如领土争端，两国需要进行更坦诚的沟通，而‘一带一路’倡议为两国提供了良好的对话机制，寻求共识。”

巴特尼克进一步认为，“一带一路”在带动中印经济贸易发展的同时，也能为两国政治外交关系带来积极影响。

曾经出任外交使节、具有实践经验的泰国兰实大学外交和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颂蓬·尚官本（Sompong Sangnanbun）认为，“一带一路”倡议能为全球改革注入新想法，而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使这些想法更具说服力。

针对西方某些国家和媒体有关“’一带一路’作为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后来者’，必将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炒作和指责，与会专家也进行了开诚布公的讨论。

来自波兰华沙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卢卡什（Lukasz Zamecki）在论坛上提醒，中欧连接着东方与西方，“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出应重视新旧观念在当地的摩擦和碰撞，并引起重视。

越南人文社科大学学术部主任裴成南（Bui Thanh Nam）进一步提醒注意，这种观念的冲突往往具有更大的潜在风险。

对此，复旦大学的苏长和教授回应说，冲突并非如历史上西欧内部国际关系那样是唯一的定律，国际关系完全可能以一种新的方式向前发展。裴成南也同样看到了机遇，他向澎湃新闻呼吁，发展中国家也应致力于成为世界两个大国——中美两国交流的（更多）平台。